试听180秒【1983】01 李广镇：在深圳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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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1983年。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环境越来越放开，同时开始出现制度化的、更加长远的安排。

今天这一讲主要说一说整个商业流通领域的变革、利改税和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责。这三大块关系到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宏观环境。之后我们还要讲一讲深圳市怎么发行新中国第一支股票的。

【商业流通领域】

1983年在整个宏观的经济环境下，第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流通领域的改革。当年2月1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业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其中提出了核心问题：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规模扩大以后，传统的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并不能适应，所以《试行规定》就提出：(一)实行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改变统得过多、独家经营、渠道单一的做法。(二)合理设置多一些的批发机构，搞好农副产品收购和工业品下乡，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三)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步伐。(四)建立商业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五)相应调整与农村商业体制改革有关的政策。

关于城市， 在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提出《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特作如下指示：在流通领域，长时期内需要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在办好国营和供销社商业、服务业的同时，应当把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作为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服务业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商业流通体系，放开了过去“统得过多，独家经营，渠道单一”的限制。后来很多的中国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包括私有企业，之所以他们的产品能够走向市场，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流通体系也变革了。如果都是传统的国营商业这一条路，那就算你是民营企业，你也很难走向千家万户。

【利改税】

第二件事是，中国在1983年开始了“利改税”。利改税就是：过去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后来开始按照税收的方法上缴所得税。

 “利改税”分了两步走：一开始是又交利又交税，此时的所得税税率很高（国营大中型企业55%），有些还分级累进征收，显得相当复杂。第二步利改税，将国营企业上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按照11个税种向国家缴税，由“利税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使用。利改税的意义在于，所有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向国家缴纳税收，平等纳税，公平竞争，这个进步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在之前，我们说到的个体户是要缴税的，但是国营企业是不交税的，他们只需要按照利润包干上缴一些利润，仅从这一点来说，“利改税”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利改税也带来一些问题：交税了以后，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如何补充的问题：资本金的补充可能不充分，一开始国营大中型企业需要上交55%的所得税率，这是非常高的，这也埋下了国营企业的一些隐患。

【中央银行】

第三个改变就是：1983年9月17日 国务院做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长期以来拥有4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后来又加入了交通银行、最近又加入了邮政储蓄银行，所以现在是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其中农业银行最早恢复，1979年3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集中办理农村信贷业务，领导农村信用社。紧接着，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

1983年还专门提出，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就相当于银行的银行），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我们今天所说的宇宙第一大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承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原来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随着国家开发银行在1994年成立，承接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职能，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逐渐成为一家综合性的商业银行。1996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至此，4大专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

这是我认为宏观层面上比较重要的三件事。

从微观层面、企业层面最重要的事：全国第一个股份公司——宝安集团，发行了全国第一张股票。

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撤销了宝安县。1981年中央决定恢复宝安县建制，李广镇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长。保安县建制在深圳市下，深圳市决定新县城选址在西乡，当时全都是荒地、山地，连块瓦都没有。深圳市政府拨出１０００万元，要求宝安县在西乡建一个新的县城。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左右，县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行政事业开支都要钱，作为县长的李广镇心里特别着急，开始思考如何吸引外资，如何利用群众手上的钱来集资办企业，多管齐下，扩大财源，加快经济发展。

1982年冬，李广镇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把农民手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成立公司没人反对，但要集资却有很多人反对。要动员大家集资，大家凭什么愿意、有信心去集呢？于是李广镇决定让财政拿出200万，作为主要股东参股。大家一看政府的财政资金都放进去了，就都愿意入股。 200万相当于宝安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财政局局长表示反对，李广镇说：“拿不出来也得拿！”他说你这样做不是在强迫命令吗？李广镇说：“强迫命令我都要做一次！”

建立股份公司后，李广镇又领导制订了公司章程，强调“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分红派息，年终结算”。规定每股股金10元人民币，还专门请专家设计了股票样本，到广州去印制。接着还设计、发放了股金证，作为持股凭证，也作为年终分红的凭证。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集资入股，李广镇提出让党员干部带头集资，县领导每人认购1000元。

1983年7月8日，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就这样在宝安县诞生了。

1983年7月25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招股启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由于“可以退股、保本付息”的条款因不符合股市规则，之后就被取消了。

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开后，全国20多个省市均有人入股，一些华侨、港澳同胞也做了股东。首期集资额１３００万元，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村叫大坑村，因那附近在筹划建立大亚湾核电站，因搬迁费有２００万元的集体资金，经当时李广镇副市长提议，为支持国家建设，以集体的名义入股了。宝安股票上市后，该村拥有１０００多万宝安股，成为闻名的富裕村。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随后一路在制度创新上开疆拓土，它不仅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还先后发行新中国第一张可转换债券，发行新中国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首次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收购上市公司，开办新中国第一个财务顾问公司等。1991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更名为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年6月25日，宝安股票公开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总股本2.64亿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上市公司。

深圳股份合作经济因为宝安县的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成立，纷纷发展起来。对加速引进外资，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83年开始，深圳的股份合作公司就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

今天的中国，讲到资本主义市场，都是从深交所、上交所开始的。但在这之前，股份制的改革和股份制的形成，更早前也是在深圳展开。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再一次感叹很多的改革。体制的、机制的、企业制度的，都是逼出来的，总要有人敢闯敢试。就像当时的宝安县长李广志，他就做了一次“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中国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快，因此对他们应该有一份特别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