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982】04 民企第一次遭遇冲击：温州八大王事件

回顾改革开放发展史，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在调整中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地向前。每一次调整过程中任何经济成分都可能受到冲击，但民企冲击最大，甚至会有灭顶之灾。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改革开放之后我觉得是民企遭遇的最大一次冲击，就是“温州八大王事件”。

温州“八大王事件”源于1982年1月11日来自北京的一则《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又传来《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

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这个决定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和民营经济、私营经济联系到一起，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伊始，严守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开始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这个时候站在国有立场的利益集团，充满了担心、忧虑、指责，原来想要搞活经济，现在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浙江省将温州列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重点，温州的重点是乐清县，乐清的重点是后来因假冒伪劣闻名全国的柳市镇。整治的速度很快，4月间省委工作组就进驻乐清。其结果，便是对“八大王”以投机倒把等罪名的抓捕。

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是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寻找缝隙促进流通。他们率先富起来了，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这些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犯罪分子，被收容关押，有的畏罪潜逃。1983年1月新的中央文件颁布，农村经济进一步放宽，他们才开始无罪释放。

“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1982年工作组进驻柳市，了解他是否补了税。胡金林赶紧补交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事态仍在升温。因为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一些知情人透露，还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住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坐如针毡。黄昏，又有人奔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扑了个空，胡金林从此亡命天涯。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转辗于关内关外。
在东北的一个城市，他遇到了几位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慌了神，赶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在逃的通缉犯呐。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胡金林出逃后，他家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16岁的小弟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汽车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货，为国家挽回不少损失，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后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终于被捕并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没齿难忘。

《温州大爆发》没有记录的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转悠。街上一夜之间贴满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地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当，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就跳上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朋友给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抓捕“八大王”，没有带来预想中发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退。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后的柳市镇当年工业生产竟暴跌57%。

1982年底，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隆重召开全市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试图以此消除极度沉闷的思想顾虑。但结果大出意料，会议通知下发后，许多“两户”代表压根不敢来出席：“刚刚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这又是哪一出‘鸿门宴’？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啊？”

市委立即再发通知，要求各级干部亲自登门动员，市区机关、厂矿商店、大街小巷铺天盖地挂满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

1200多位“两户”代表忐忑不安地来了，不少人手里提上网线兜，里面装着脸盆、热水瓶、牙膏牙刷和换洗衣物，“万一十天半月回不去，也就只好在学习班呆着吧。”

然后，就是他们大出意料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被请上台披红戴花，市委、市政府又在大会上宣布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等倡导劳动致富、鼓励经商办厂的政策措施。但尴尬的笑容并不灿烂。在全市上下大力传达贯彻“两户”会议精神时，听到最多的声音仍然是：“鼓励表彰、发发文件做个姿态容易，可‘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再下柳市调研。回到市里的当天，他就找来温州市中级法院院长孙沧：“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几个月后，市中院对全部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依据事实与有关法律作出改判，“八大王”被宣告无罪，发还其罚没财物。但拖了一截尾巴：宣告无罪却并没有给他们平反。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强调要疏通流通渠道，扶持发展商业生产。袁芳烈借此东风，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疾呼要给“八大王”平反，获得一致同意。在当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袁芳烈作了“认真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的重要讲话。1984年的浙江省高院《法院工作简报》为八大王公开平反。

“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几十年后，温州最大的老板、浙江省工商联主席、中国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了，我才砸下所有家底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敢。” 求精开关厂就是后来正泰集团的前身。

1984年~1986年，温州进入了民间投资最大、经济增长最快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主城鹿城区工业生产总值连续两年翻一番，从3000万元猛增至14000万元；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提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活力勃发，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大江南北。1986年也成为掀起席卷全国参观考察热潮的“温州年”，仅副省级以上前往温州考察的官员就达93人次。

所以回顾这一场八大王的风波，大家会会心地有很多联想，最早鼓励搞活经济的时候让他们去创业创富，中间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整肃，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把他们抓到牢里。整个投资下滑、经济不行了，又开始给他们恢复荣誉，戴大红花。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启发，大概是靠人治、靠政策，其实有很大不确定性，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要走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