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980】 02 新中国“中外合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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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80年代有个流行词叫“三资企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来华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三种主要类型的简称，分别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当年能进三资企业就像今天进互联网公司一样让人羡慕，那么谁是中国第一家三资企业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1980年4月10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5月1日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该公司是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合资期限为8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8万元，其中中方投资300万元，占比51％，主要用以建造厂房、购置办公用品和提供部分专用车辆；港方投资288万元，占比49％，用以购进成套设备和运输车辆。首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还有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长城饭店、天津王朝葡萄酒公司等。

合资 001号"的诞生，源自港方美心集团常务理事伍淑清父女的努力和贡献。为什么会有这次合作呢，是因为一次在内地的飞机上吃饭，空姐送来的食品竟是冰凉的，同机的香港人纷纷抱怨，而伍淑清却由此有了成立航空食品公司的设想。早在1979年7月8 日，中国就颁布实施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外面的世界仍对刚刚走上开放之路的中国持观望态度。伍淑清与其父亲伍沾德捷足先登，投资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伍沾德先生被称为新中国“中外合资第一人”。

伍沾德和哥哥伍舜德出生于广东台山的一个爱国华侨家庭，后来为逃避战乱，学从广州迁移到香港，战后因省港交通不便留在香港发展。1956年，伍舜德和伍沾德一起在香港创立了美心餐厅。然而伍沾德回忆，创立美心完全是出于一份民族自尊心。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工作的关系，伍氏兄弟经常需要邀请一些客人到西餐厅里面用膳，但是每次都被安排坐在厕所旁边的角落。对于这种莫名奇妙的“礼待”，伍沾德认为是种族歧视，他说：“餐厅欺负中国人，把好的位置安排给洋人，我们则要坐近厕所旁的角落。”由于遭受到这种“白眼”，诱发伍沾德先生萌生一个念头：“难道中国人只能光顾外国人办的西餐厅？我们中国人就办不好一家出色的西餐厅？”就是凭着这种不服输、为中国人争气的心态，伍沾德开始有办西餐厅的构思。发展为香港最大的饮食王国——美心集团。

1979年，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找到已在香港餐饮业界有所成就的伍沾德，请他在中美飞机通航关键的航空配餐上“帮帮忙”。事缘此前中美达成协议，计划八十年代初通航，但航空配餐要求严格，而当时内地还没有公司能提供合格的配餐。配餐由此成为中美通航一个不大但却相当关键的障碍。当时从北京到旧金山需要长达30小时的飞行时间那时，恰逢中美两国间的直飞航班即将开通，但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内地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能力提供合格的飞机配餐。当时，首都机场的配餐间连冰箱都没有，用冰块堆在木柜里，白菜都堆在地上，设施简陋，环境也差。美方人员来考察后，觉得实在达不到标准，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东京中途停站配餐。这件事，甚至惊动了邓小平，他坚持配餐必须在北京解决：“中途停站就不叫直航！”因此找到了伍氏家族。

由于伍沾德年纪大了，具体事项就落到女儿头上。1948年伍淑清出生在香港，从小就被父亲培养成要强的性格。伍淑清学习成绩非常好，先后在英国跟美国留学。读书的时候，父亲虽然是香港餐厅大王，但是她依然保持低调跟节俭。伍淑清自己靠卖保险跟做兼职攒生活费，还曾经给别人看过小孩。毕业之后，她跟去父亲去日本世博会开餐厅。当时伍淑清从一个服务员干起，一天工作15个小时。因此她有非常强的能力和韧性来执行这件事。

当时伍淑清只会讲广东话，而内地人又大多数只会讲普通话，双方只能用笔来沟通。在那个时候，任何的合资先例都没有，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当时北京希望伍淑清先投资500万。在任何合同都没有签订的情况下，为了支持祖国的发展，伍淑清就把500万先打到北京。这是1979年的500万，不是今天的500万。伍淑清其实压力也不小，不过她相信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成为001号。

其实当时在香港有这个资金能力的人不少，比如李嘉诚，他在1978年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天安城楼观看阅兵的港商，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回到大陆投资的港商。但他更早就开始捐助的港商，在1980年，李嘉诚毫不犹豫地捐资二百万港元，修建了潮州医院和潮安医院。在1980年，李嘉诚还带头捐资三千万港币作为筹建汕头大学第一期工程的经费。可以说是伍淑清开了一个好头。之后大批的华人华侨陆续回到中国投资。这件事对整个中国的民航食品事业有很大帮助。
 
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家民航局把准备和香港一家食品公司合资搞航空食品的事情汇报给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对负责人沈图说，“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做出来的面包掉不掉渣。不懂得做面包，做的面包掉渣，就不要谈了”。上世纪20年代，小平同志在法国留学时，吃过法国的面包，并留下深刻印象，而是否掉渣则是评价面包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一细节就可以看出，小平同志考虑问题非常务实，非常实事求是。”

在谈判的同时，伍淑清也没有坐等，她相信这次合作一定能谈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拿着港币从法国、德国等地定购了面包烤炉、洗碗机等厨房设备，再用中国货轮把设备运回国内。 在未获审批情况下，伍淑清和她父亲当机立断决定出资90万美元下了设备订单，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等到政府批准时，航空食品的配餐厂房和机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1980年，北京城里的绝大多数餐馆还在烧煤块或蜂窝煤，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厨房已经用上了洁净的管道煤气。案台、蒸锅、炒锅全部是不锈钢的，清洁时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就好。通电的煎炸锅外有个旋钮，可以随意控制油温……这些如今看似平常的厨具，在40年前绝对让人眼前一亮的设备。那时，国内食品物资比较匮乏，香港市面上很容易见到的食品在北京的市面上极少见到或根本没有。比如孢子甘蓝、甜豆、青芦笋等蔬菜都是出口级的；大块的牛排、羊扒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从挪威进口的橘红色三文鱼上；成箱空运来的大龙虾，到了北京还是活的……绝大多数北京航食的工人都没有见过。

那时候起，在航食上班就开始打考勤卡了。每个人几点来几点走，卡上都记着一清二楚。还要求员工进操作间先洗手、穿制服、戴口罩、卫生帽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伍淑清对食品车间的卫生状况十分注重，但是，中方管理层舍不得花钱装修，认为过得去就可以了。伍淑清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在一个休息日，车间里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她派人把那个厂区里的卫生间都砸毁了。第二天，有人报告说卫生间坏了，怎么办？伍淑清佯装不知，说，赶紧重新装修呀，买最好品牌的洁具，按照酒店的标准进行装修。“不破不立”，这个并不复杂的工人个人卫生问题解决了。

最后合作发展地很顺利，伍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道：1978年开放，我觉得国家从封闭的经济环境变成开放，一定要利用香港，一定要遵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惯例才行。香港这么多年和外国、和西方社会很多接轨，特别是香港用英语为主谈生意。我们充分利用香港优势，变成中文，配合内地朋友、企业，多理解外方怎么投资、有什么保证、有什么法律、有什么会计。全世界用的会计制度是我们引进来的。80年代内地根本没有会计制度。当时是single entry，我们引进了double entries system，我们引进税务管理，引进了工厂管理、卫生管理、工人打钟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后来很多医院热水炉都来参考香港怎么做。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香港角色就是示范单位，把很多可以带进内地的东西做一个示范，再带进去，再改良改造。同时我们也帮助内地同行提高和西方谈判、做生意时的思维逻辑，也培养他们理解全世界通用的会计、法律体制。香港是辅导员，一个窗口、桥梁与纽带。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港为师，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方法。即使今天的深圳GDP已经超过了香港，但和深圳人提起香港，人们依旧不会忘记当时香港这一套经济运行的规则和方法，对我们产生的深刻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