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979】05 周冠五创造的奇迹：工业改革看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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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办企业要责权利相统一，也就是责任、权利和利益的一致，在今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责权利一致却是要争取的。当时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由国家统调统配，财务由国家统收统支。这种管理体制对企业统得过死，使企业缺乏活力，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在工业领域，争取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首钢是极有代表性的一家企业。周冠五也是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典型。

�1979年2月，四川省委在总结了六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提出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试点效果很好。进而从地方发展到中央。1979年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京津沪8家大型国企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首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在这八家中，首钢是唯一一家自告奋勇争取到试点资格的企业。

�1979年，作家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非常火爆的小说主要讲了机电厂新任厂长乔光朴，对全厂近万名职工进行大考核，把不称职人员撤离岗位，使生产局面迅速改观。但在他进行改革的同时，也遭到了各种阻挠，一度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乔厂长”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的“改革者”和“英雄”的代名词。

�很多人说周冠五是个很像乔厂长的人物，他是山东人，1937年当他还是个孩子就参加了金山县的抗日动员委员会，之后一直在八路军中当营长，也当过山东两个县的县长，当过江西军分区的副参谋长。解放后，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副厂长，之后一直在石景山钢铁公司当经理，还在整合后的首都钢铁公司担任一把手。

�改革开放初期的首钢厂区很大，但实际规模很小，只有一个炼钢的高炉。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取利润的权力，工人的积极性也不高。时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虽然管理20万职工，但他却没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没有扩大自主经营权之前，国企的厂长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主任，完全听国家的，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是国家计划好。就算要盖一个厕所，也要国家的计划中有专项的使用资金才能去盖。

�1979年3月，首钢的党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下，向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冶金部上报《关于在首钢进行扩大企业权限试点的请示报告》，申请把首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提出要扩大企业的计划权、物资权、财务权、直接外贸权和劳动工资管理权。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申请刚好赶上了改革的历史潮流。两个月不到，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一口气印发五个文件，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改革的配套文件一并发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周冠五推出的第一项改革举措，“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新的制度实施后，大家的奖金扣得比较厉害。”说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奖金。一般的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严重的则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此外，最严重者，还会被降职、撤职。尽管很多员工抱怨，但这种责任、考核，奖惩三者结合一体的管理方式，使首钢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很快恢复。

�周冠五还集中所有大修基金，来修建首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1979年12月15日，一座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计划经济时代"，专项基金必须专项使用，大修基金只能用于维修，就算账面上有钱，没有计划，根本不能动用。”

�承包制是首钢获得企业自主权后，实行的另一项政策。1981年，国家对钢铁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然而几乎同时，北京市政府又下达了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当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钱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市领导也很坦白地说，要保证北京市的财政收支，必须完成2.7亿的上缴利润。无奈之下，双方博弈提出“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4∶3∶3比例(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自主分配使用。

�“利润包干”方案提出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同意。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减产增收运动展开了，职工们一方面增加工作效率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也为了节约每一滴油、每一把棉丝而努力。当年，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1649亿元。在上缴2.7亿元后，首钢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尝到了甜头的首钢，随即在“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的新的承包方案：。从此，首钢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个小有自主权的生产厂，转变为相对独立、有一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企业。

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一个司机给周冠五家送东西，本来应该是6个小时的运程，为了提高效率，被要求4小时送达。结果司机为了赶时间，路上出了状况。周冠五知道了之后，又把这个司机的当月奖金给扣除了。理由是“叫你加快速度，没让你出差错。”但无论如何，1979年首钢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重大试点，所谓“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首钢的辉煌由此开始。1982年介绍首钢“承包制”的书籍发行量就高达40万册。

�首钢的承包制对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来说是一次大的变革。首钢中有一位元老叫：夏祖炽，他在《话说首钢改革》这篇文章中认为，承包制使企业既有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机制，也有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路径。

当然，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承包制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它虽然给了企业一定自主权，但企业还是难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且一对一讨价还价来确定承包指标，变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也造成企业与企业之间苦乐不均，政策不一等不公平现象。

�首钢的承包制从1981年到1995年持续了15年，完成历史使命后，承包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承包制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上还是写下了浓浓一笔，它不仅包括外部的承包给企业带来一定活力，它还有内部的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等，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管理实践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