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90秒【1978】02 体制被突破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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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体制被突破了一条缝

上一讲我们讲了人的解放，人的解放这样的思想观念突破后，政策和体制也要松绑，今天我们讲讲体制是怎么突破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经济体制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参照当时苏联的模式建立的计划经济体系，经济全盘国有化，企业按政府的计划指令进行生产，产品由政府调拨，利润全部上交政府。农业实行了全面集体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来保障城市供应，从而保证了工业的低工资、低成本。政府要求农业优先保证粮食生产，严格限制农民种植价值更高的农作物。当时农村的政策称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民则戏称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结果限制了农业发展。人民公社实行集体生产和近乎平均的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7年，乡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2%，城镇化严重滞后。

在城镇，工、商、服务业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主要用于再投资。对城镇职工实行了“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中国独立自主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确是一项重要成就。但工业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幸福安康之路。而计划经济时期靠持续压低人民收入增长来进行强制积累，推进工业化，背离了工业化的本来意义，也背离了共产党人追求人民幸福的初衷。尽管这一体制在初期阶段加快了经济增长进程，但靠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命令方式搞经济，严重压抑了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果越到后来效率越低，与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相去甚远。由于所有经济活动都听命于政府，老百姓的就业、收入、衣食住行都要服从政府安排，而政府计划和决策常常脱离实际，结果生产缺乏效率，资源错配普遍存在。

过去有一个例子，讲一条马路，一边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另一边一个工厂的上游，但他们的产品需要经过统购统销系统，在全国巡回好几个月，才能再卖到马路对面的工厂。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非常糟糕。

体制突破的核心，我们简单先说一下农村。农村的核心是让农民吃饱饭。

所以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大幅度提高过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收购价提高了20%-80%。农民自己也开始想突破，安徽等一些地区的农民不顾官方政策禁止，搞了“包产到户”（后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核心是恢复农民家庭生产经营，农户承诺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剩余产品全部归农户所有。从1979年开始，政府允许农民试验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逐步放开了对“包产到户”的禁令。到1984年，包产到户在全国普及，从“大锅饭”的集体生产恢复到家庭生产，人民公社宣告解体。同时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允许农民通过市场销售产品。

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出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上世纪60年代，小岗村曾出现饿死60多口人，饿绝6户的惨况。严宏昌是小岗村“大包干”18位带头人中的带头人。那时的小岗村有20户人家，共115人，耕地1100亩，但适种只有300亩，人均年口粮只有几十斤。村民吃不饱饭，正月里家家户户就开始出去讨饭。1978年11月24日，当年组织分田到户，签下如是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通知大家开会时带上私章，哪知道全村只有3户人有私章，剩下的村民很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整份契约包括村民的名字都是严宏昌写上的，没有私章的村民在自己名字上按上了手印。在分地后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远远超出严宏昌的意料，“再也不用吹哨子了，村民主动向别的生产队借牛、借犁早早就完成了冬耕，连村里的荒地、田角都开垦了出来”，严宏昌说。

1979年，小岗生产队迎来了第一次大丰收。小岗村在遭遇罕见大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大丰收。光油粮总产就达到了3.5万斤，相当于前20年产量的总和。小岗村人不仅吃饱了肚子，还上交粮食给国家和集体，当年实现人均纯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所以过去集体化的做法，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还有一个例子是，广州天河的杨箕村，1976年，26岁的张建好挑起了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的担子，她从老支书手里接过存折时发现，全村4000多口人，流动资金只有150元。1978年，为了调动村民生产积极性，她和村干部顶着风险，偷偷搞起农田承包试点。张建好回忆说，承包之前都是集体劳动，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开工一条虫，放工一条龙，生产搞不好，年底摆乌龙”。只有当农民有了自己的自留地，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利益与效率挂钩，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起早摸黑都在田里忙，还不觉得累。

从1977年到1984年，全国各地的地方都要分田到户，自主经营，交给国家集体后剩下的是自己的。农民的生产力一下子就起来了，土地是有限的，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剩余劳动力，为后来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农业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耕地有限，大量农业劳动者成为剩余劳动力。于是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乡镇企业（早期称为社队企业）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增长加速。

国有企业走向市场

对国企而言，改革前，国有企业产品全部由政府定价，由政府统购包销。这种僵硬的制度使供需很难衔接。有些产品严重积压，企业还继续按计划生产；有些产品严重短缺，但只要计划不改，价格不能提高，生产也不能增加；产销部队成，因此浪费和短缺长期并存。

一僵硬体制从1978年出现了松动。当时四川省开始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允许试点企业超额完成计划的产品之后自行销售，价格可随行就市浮动。同时允许企业提取增长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企业发展基金、奖金和职工福利基金。这是在国有经济体系中首次引入市场调节的尝试，给了国有企业初步的激励，鼓励企业在计划以外扩大生产、提高效率、获得回报。这项试验促进了企业生产和效益提高，使国家经委于1980年决定在全国推行这项改革试验，试点企业达到6000家。

广州人不仅在思想上解放，在体制机制上也敢于开创。

1976年，广州农场局下属的一间靠几口铜锅熬药的小制药厂，向上级提出，要独立的人事权，跟上级承包定额利润，完成定额部分80%上交，20%留给企业；超额利润部分30%上交，30%用作企业发展，40%作为员工福利。当时改革开放尚未启动，但广州已经开始了利润承包的探索。由于制药厂在医疗系统之外，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就在1978年确定了“以销定产”，1982年对产品实行“五包”，即在各厂家普遍承诺的“三包”包修、包换、包退之处，还包产品降价损失和药品淘汰损失。靠体制的突破，白云山成了当时改革的一面旗帜。

最后，体制是什么？体制就是我们人生活在其中，又受其影响和制约的一种结构。“屋下架屋，愈见其小”这是一种束缚人的结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是一种释放人的积极性的结构。而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让每个人的生命越来越伸展，越来越开放的一个更好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