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90秒【1978】01 改革开放是人的再一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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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改革开放是人的再一次解放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解放的根本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要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中实现。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已的劳动、技术，包括资本，去讨生活、求富裕的权利被否定、被禁锢，那经济没法发展，商业也不会进步。

人的解放是全面的，各种类型、阶层要解放，都要给予自由

第一个例子：“臭老九”的解放

“臭老九”是改革开放之前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臭老九”概念起源于蒙元，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10级：官（政府官员）；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僧（佛教僧侣）；道（道教道士）；医（医生）；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娼（妓女）；儒（知识分子）；丐（乞丐）。

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而文革开始后，又有“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从而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所以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

改革开放就是从“臭老九”的解放开始的。1978年2月17日，人名日报用两个整版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写了一位数学家，里面的很多公式大家都看不懂，但这位数学家就一夜成名，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所写的陈景润，人民日报还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

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

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第二个例子：思想的解放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

“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在思想上去突破“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前边冲锋陷阵，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几乎全部老干部方阵在后边支持，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不仅为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等党政军领导人洗冤，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和老百姓也得到了解放：

（1）“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2）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3）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4）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5）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6）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7）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解放后中国整个的社会空气也有很大的改变。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进北京王府井；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的涉外宾馆；中国开始进口国外的食品；日本电影《追捕》来了，在东京街头的围捕中，真优美的马队及时赶到，杜秋跳上马背，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长发飘飘的真由美大声回答：“因为我喜欢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样板戏”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恋爱情戏阙如。整整一代年轻人，为这样大胆的爱情表白而震惊并怦然心动。

1978年开始，整个中国的变化非常巨大，而变化就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所以我认为1978年是人的解放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