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977】05 不能忘了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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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非常早，其实早在1972年，华国锋就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高潮，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这里我们要稍微讲讲我们国家的技术设备上怎么和世界达成同步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是五十年代的“156项目”，技术和装备主要来源于苏联，东欧也有些；第二次是1972年前后的“四三方案”，“四三方案”的核心是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计划价值43亿美元的26项配套设备和技术，主要是化纤、化肥和冶金。所以70年代中国有一批工厂设备还是很先进的。比如说北京顺义的牛栏山化纤厂，东方红炼油厂，上海金山化工厂，辽阳石化总厂，四川的维尼纶厂。第二次的“四三方案”总体上，到1979年，这26个项目的合同履行完毕。26个项目总共花了39.6亿美元总体完成程度还是不错的。这一次的引进项目还是有很强的历史意义，从商业文明的角度，这一次引进真真切切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

中国吃饭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是靠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稻谷的增产，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品种，一条就是尿素。这两项物资技术条件，帮助了整个中国的粮食增产来面对市场急骤增长的大米需求。

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很多产品，真正要提升它的效率，跟制度因素有关，跟技术的革命有关，跟设备和要素的投入也有关。

除了集中精力解决国民的吃穿用，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是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了解。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对外工作。 所以当年华国锋做了很大的工作。

当年也有一些所谓“洋跃进”，引进的项目太大、太集中、重引进、轻消化、轻创新等问题。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觉得中国这样一个方向其实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基础性规划非常重要，可见华国锋本人对于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设施方面并不保守。

到了1977年3月13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8年的打算，引进规模还可以更大。

在引进过程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所以他主要大胆同时也要注重一定的平衡。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华国锋是“洋跃进”，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有头脑发热的成分，有时候也很注重平衡。所谓“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最早也是华国锋提出来的。

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说这是不行的。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段云率领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考察之后，华国锋说 “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他说我们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怎样能加快速度？”他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有个思想束缚”，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点”。

怎么具体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华国锋还指出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也就是下面的积极性。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万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华国锋的思想其实跟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说到思想先进性和前瞻性，我们对外开放中非常重要的步骤是，在珠海、深圳（当时叫宝安）建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当时他说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 “两头在外，三来一补”这样的思想他当时也是有的。

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邀请他过来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第二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看到了他们的经济生产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所以他说，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裁判，这都是他当时的认识。

所以他说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这样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去实验。当时看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合作，都是开放的，有补偿贸易吸引外部的投资，合作生产，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所以他当时说，我们吸收外国的贷款似无不可。所以这样的访问也开阔了他的视野。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说这些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一些萌芽，在华国锋主政时，已经提上了日程。

1980年5月华国锋应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的邀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在东京的日本富士通公司川崎工厂参观时，华国锋对日文汉字输入装置“日文数据输入系统”，每秒运算一千万次的新式超大型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生产车间，当时他联想到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他不禁挥笔题词“向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致敬”。

华国锋还专门抽出时间见五十多名留学生代表说，我们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不能闭关锁国，必须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包括科技的先进经验，经营的先进经验，都要学。国内在等着你们。

所以这一讲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已经开始酝酿一些变化，主要的注意力从搞斗争慢慢变成生产和技术。过去那种不计经济效率、不讲经济的成果，回到了一种注重管理、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过去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主席职位，开始担任副主席。他在位发挥作用的两年还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后来不再具有实际领导权，一共是四年多。总体来讲，他并不是改革开放的障碍，同时他也推动了改革开放。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在文革期间，1972年前后也开始引进国外的一些设备，说明在经济上并没有完全闭关锁国。这使得我们对于国际的先进性有一些了解，这其实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我想今天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能够心态平和，在看待历史人物和时期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积极的建设因素。我想这也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更多信心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