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074：企业注意！这些环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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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中英双语授课，您可以点击“专辑--节目”选择中文或英文课程进行收听，英文课程由蒂莫西·泰勒本人讲述，对应中文内容是由专业人士完成。谢谢您的订阅，希望您能有所收获。

【音频文字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泰勒。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下有关环保的政策。先问你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应该实现零污染的目标呢？这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很好，但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绝对零污染的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零污染也就意味着关闭所有经济产业，这似乎并不明智。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生产中必然会出现污染，污染虽然有一定的成本，但生产对于人们也是有好处的，因此，制定合理的环保政策的目标是要考虑生产和污染的关系，并找到平衡点。

现在，让我们正视一件事：我们其实都是污染制造者。我们自己直接制造污染，我们直接通过工作和消费产生污染。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污染的社会效益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和很多事情一样，污染也是有利有弊。我们觉得中国污染严重需要努力减少污染，也可以说中国应该实现零污染，但如今，即使零污染有可能实现，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是如何实现零污染，而是如何降低污染成本，使污染与效益相得益彰。

在这次课中，我们将讨论政府解决环境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工具，我会举一些例子看看这些工具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怎么用的，这里主要有四个工具：第一是指挥和控制政策；二是污染税；第三是许可证制度；第四是明确所有权分配。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政策工具。指挥和控制政策是指规定污染排放量是否合理的监管政策，或是关于是否必要采取某些措施减少污染的监管政策。指挥和控制反污染政策目前被各国普遍使用，美国和欧洲在1970年左右开始执行严格的环境管制时，大多使用这种方法，中国也广泛用这种方法，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北京的限行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污染，而且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更多更严格的政策来减少污染，并要求企业有排放废物到空气、水或土壤中的许可证。

问题是，这些政策需要在各个地方上执行。这意味着地方官员必须非常想要施行这些政策，但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中央政府评估像市长这样的地方官员的表现时，会用地区的经济增长作为指标，而污染情况却被忽略，现在开始逐渐关注地方的环境保护状况了。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如果评估地方官员的表现也会考虑当地的环保情况，地方上的污染问题可能会减少，最近几年，中国环保部大力跟踪每个工厂或固定污染源的排放量。要求企业必须要有许可证才能往空气、水或土壤中排放污染物，如果污染过于严重，许可证可能会被吊销。

这种指挥和控制政策肯定是行之有效的，能保护许多地方的空气和水，环境指挥和控制政策的成效我不想否定，但也有一些不足：一是被监管的行业可能会试图影响污染标准，或者通过影响政客或解读政策的方式来影响污染标准的执行。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污染标准不够灵活。我们会激励大家严格遵守污染标准，但是努力减少污染并没有什么奖励机制，有时候，某个指挥和控制政策认为某种污染需要采用某种技术，但是并不规定这个技术是不是最新的技术或者是否适用于任何地方，这种灵活性的缺乏会让全社会在减少污染方面，花费更多额外的成本。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答案是市场导向型的环境政策。这是一种与竞争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环境政策，而不仅仅是制定指挥和控制规定。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污染税就属于这种政策，污染税就是对排放的污染物征税。逻辑很简单，如果污染要缴税，就会促使污染制造者减少污染量。污染税意味着污染制造者不能任意污染环境，而需要支付污染的社会成本。

2018年初，中国政府刚刚开始征收环保税。有一份污染征税清单列明某种污染物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就必须缴纳相应的税，据说每年这项税收高达500亿元人民币，与中国整个经济的规模相比，这个数额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经济学家喜欢污染税还有一个原因。污染税促使人们为减少污染而持续创新，因为只要企业能持续减少污染，也能减少税收，这不仅是为了符合指挥和控制政策的规定，企业停止生产，继续生产，努力运作得更好。与指挥和控制政策不同的是，污染税也给政府提供资金，这样政府往往会更加重视。污染税不会特别规定必须使用哪种技术来减少污染，这样为减少污染提供了灵活性。

因此，污染税可以灵活地减少污染，它能激励本地的工厂和真正了解工厂运作的管理者们寻找经济有效的方式减少污染，如果政府想要进一步减少污染，只需要提高污染税。

第三个工具叫可售许可证。之前我们提到，中国对于可以允许的污染排放量有一个常规的污染许可证，不同时期我们可以调整许可证规定的允许排放污染量的标准。例如，设想一个许可证允许企业在一年内排放某个量的二氧化硫到空气中。但也可以规定，从明年起或5年后，该许可证可能只允许排放之前80%的二氧化硫，许可证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但可售许可证有个好处是，如果某个污染企业可能有某种更简单经济的方法减少污染，污染量小于许可证上允许的污染量，有了可售许可证，额外的污染排放量就可以卖给另一家公司。

或者如果一个新的生产商想生产和进入市场，但没有任何污染许可证，那么生产商可以买现有公司的污染许可证进入市场，这种可售许可证的方法已经在美国取得了一些成功。20世纪80年代，美国减少了汽油中铅的含量，90年代中期减少了燃煤设施的二氧化硫排放。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可售许可证多于常规的污染许可证呢？

有个原因是某些企业有简单经济的方法来降低生产中的污染，而某些企业的污染量大，如果减少污染的总目标一样，比如20%，如果目标是尽可能减少污染，那么可售许可证的做法可能更有效，某些有办法减少污染的企业把污染量额度以许可证的方式转卖给其他公司，其他公司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污染成本，他们需要购买额外的污染许可证，这种尽量减少超额污染的做法对于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更有效。

同样，有可售许可证对减少污染有奖励的效果，因为如果能找到减少污染的方法，就有额外的污染许可证额度可以出售。中国近年来，尝试了很多可售许可证的做法，基本都是地方政府主导，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这种做法仍不普遍，更多做法还只是尝试，还没有成效显著，其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做法。2017年底，为了减少碳排放以降低温室效应的风险，中国宣布，将建立国家可售许可证制度。我们将在下一堂课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此外，我说过中国正在努力完成一项指挥和控制政策，就是在未来几年内，规定所有固定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污染物都有许可证。如果这些政策落地，到时候也会决定使用这些许可证和扩大可售许可证的使用区域和规模，这可能成为中国污染减排战略的一部分。

第四种减少污染的方法涉及所有权，这似乎有点奇怪，但所有权常常是影响生产或减少污染的动机。例如，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中，没有人拥有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所以没有人需要为空气污染付出代价。但如果明确是权利所属，有人就会有动机避免这些负外部性的成本。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假如有一列火车经过一片农民的土地，火车发出的火花有时会引发地里的火灾。

如果所有权属于火车，这样农民就必须想办法降低火灾的可能性。或者所有权属于农民，铁路就必须设法降低火灾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个“谁有所有权影响谁来付钱”的问题。但无论怎样，一方或另一方都应该找个办法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减少火灾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与现代保护濒危物种的做法相同。比如非洲某些国家的大象，如果没人对大象有所有权，那么偷猎者可能会来杀死它们，或者它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会被破坏。但如果把大象放在保护区，可以给保护区周边的人们带来旅游收益，这会激励他们保护大象的栖息地，这种所有权让大象变得有价值并得以生存下去。

总之，世界各国都在进行一场环保战斗，除了用单纯的指挥和控制政策来减少污染外，更多地利用市场导向型的政策：如污染税、可售许可证和所有权。当然仍然需要政府制定环境标准，并监督和执行这些规定，但通过减少污染的激励措施和灵活性政策，我们可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地实现污染目标。

让我们复习一些问题结束今天的课程。什么是指挥和控制政策？污染税比指挥控制政策有哪些好处？可售许可证制度如何运作？明确所有权如何帮助减少污染或环境损害？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讨论关于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工具和想法，并将它们应用到近年广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题中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