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金钱的历史】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为何会被历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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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稿:


这节课我跟大家谈谈江浙钱庄和山西票号的故事。你可能没怎么听过江浙钱庄,但是你一定听说过胡雪岩这个人。


胡雪岩的故事至今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曾经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在19世纪后期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经营钱庄。公元1883年的时候,胡雪岩经营的阜康钱庄倒闭,年内68家中小规模的钱庄也跟着倒闭,引发了当时中国的一场金融危机。


胡雪岩天生具有卓越的经商才能,深通人情世故,尤其善于结交高官显贵,凭借钱庄丝绸贸易等多种生意,短短十几年,他就将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清朝还赏给他二品顶戴,成为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左宗棠抗击俄国侵略者收复新疆伊犁的时候,胡雪岩曾经帮助清政府从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外国银行借款。胡雪岩的财富神话,极大的提高了江浙钱庄的名声。


山西票号的故事或许知道的人更少,但是山西人善于理财是出了名的。晋商是中国最著名的商帮之一,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他的家族就是山西太谷的票号世家。19世纪后期,全国最著名的十家票号全部是山西人开办的,清朝晚年创办的大型银行,也就是中国银行的前身,第一任行长就是山西榆次人,名叫贾继英,以前也是经营票号的著名人物,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也是山西人。


当年山西票号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平遥、祁县和太谷,这三个地方正好连成一条线,曾经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逃跑的时候,就曾经向山西的商人借了一巨款。可见当年山西票号是富可敌国、风光无限的,然而今天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却没有一家和当时的钱庄票号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银行和金融机构迅猛进入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江浙钱庄和山西票号很快就被边缘化,后来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货币金融历史上令人叹息的故事,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


首先必须肯定江浙钱庄和山西票号是中国货币金融历史上的重要创新。江浙自隋唐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繁华和最富庶的地方,宋朝著名的词人柳永就曾经写了一首著名的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盛赞江南的富庶。宋朝江浙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钱庄、钱铺银号等等在江浙一带应运而生。钱庄的生意初期主要是兑换,后来逐渐发展到汇票、存款、放款等。


山西票号的前身,有人说是唐朝的飞钱也就是汇票,然而山西票号的直接起源是清朝道光年间山西人做染布颜料的生意,染布颜料的市场主要在北京天津这些大地方,但是原材料全是从四川购买,从四川到北京路途遥远,大量银子带来带去非常不方便,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汇兑。票号起初主要是做汇兑,后来逐渐也发展到货币兑换、存款放款、理财和保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钱庄和票号的最初业务起点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所做的业务和现代商业银行差不多。


除了金融业务的创新和拓展之外,钱庄和票号在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上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创新。钱庄和票号一般都是采取合伙制或合股制聘请职业经理人,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职业的守则,也有相当规范和严格的企业文化。比如有些票号和钱庄规定员工不准赌博、不准纳妾、不准吸食鸦片。


很多钱庄和票号高度重视教育和员工培训,对老师极其尊重。比如著名的乔家大院,那就是山西最有名的商人和票号巨头乔致庸的府邸。乔致庸是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第四位当家人,著名的晋商。他除了从事贸易之外,创办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遍布中国各地的码头商铺,资产最高的时候达到数千万两白银,绝对是富可敌国。乔家大院有很多家规家法,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想发家要致富,打好教育是基础。只要认真读好书,子孙才能有前途。学好四书和五经,胜过家里顶财神。期盼儿女能成人,知识就是金和银。”重人品、守信用、重知识与人才是多数钱庄和票号共同的家族文化和企业文化,应该说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理念,至今也非常值得借鉴。


此外钱庄和票号在经营管理的技术方面也有不少的创造,有一些钱庄和票号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业务甚至扩展到日本的大阪和东南亚很多地方。一些钱庄和票号的财富,当时达到数百万甚至千万两白银的水平。我们都知道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有时还不到,钱庄票号富可敌国绝非虚言。


那为什么在西方现代银行大举进入中国之后,钱庄和票号竟然很快被边缘化,随后逐渐消失了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最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后期中国积弱积贫,没有跟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一国经济落后,银行金融不可能繁荣发达。另一方面,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很多重要的国家利益都拱手让给外国侵略者。第三个原因就是国内先后发生多次内乱,军阀混战,金融机构根本没有安静和和平的发展环境。


那么除了这些重大的历史原因之外,钱庄和票号之所以无法和西方的现代银行和金融机构竞争,首先是钱庄和票号始终是家族企业、合伙制企业,从来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股份公司制度,所以它的资本金非常受限。结果当19世纪后期西方拥有庞大资本的现代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钱庄票号往往无法和他们竞争。除了制度落后之外,钱庄和票号的理念也没有现代化。


首先钱庄从来没有发展出抵押贷款的理念,钱庄票号都是这样,他们都是信用贷款。仅仅依靠信用,没有任何抵押,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票号、钱庄往往就血本无归。第二,他们完全没有发展出现代储备银行和资产负债的管理理念,结果一有风吹草动,特别出现严重的挤兑,往往会导致破产关门。第三,钱庄和票号搞了几百年,也没有发展出现代中央银行和最后贷款人的制度。遇到金融危机、公众挤兑的时候,钱庄和票号就只能听天由命。第四,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为政府官员和少数的巨富商人服务,既没有为普通老百姓开发出任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没有扶持起像样的工业。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钱庄和票号发展了数百年,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没有建立起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所以清朝政府当年遇到大事,征税又来不及,或者征不到税怎么办?就找钱庄找票号借钱,后来钱庄票号没有钱,政府就只好找外国银行借钱,外国银行就和外国政府利用银行借款,大肆蚕食和侵吞中国的国家利益。


清朝灭亡的导火线就是对外借款,1911年清朝政府想要将湖南、四川等地的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向日本正金银行借钱1000万元来修这个铁路,实际上就是将铁路建造和经营的管理权拱手让给日本人,由此激发出著名的保路运动。这个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灭亡。


所以(通过)钱庄和票号的故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欧洲和中国的货币金融所走的不同的路子,真是有根本性的差别。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发展出国债市场、公司债市场、股票市场、股份公司、期权、期货市场、金融市场,成为动员资源和配置资源最有力的工具,政府的运作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中国恰恰相反,始终没有发展出现代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政府始终过度依赖税收,金融机构寄生在政府身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没有任何的独立性。


钱庄和票号的兴衰,正是金融发展的不同道路,导致东西方在经济发展上出现所谓大分差的一个缩影。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FM和财新在线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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