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56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好建议吗？

本期课程原文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机制设计领域，在我们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的一个应用。关于个人所得税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在每个月领到工资单之后，首先会看一看自己这个月又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

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比较关心，因此你会发现在每年的两会上，不少的人大代表都会向我们全国人大提出修改我们个人所得税，特别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样的建议。

你比如说格力的老总董明珠，在去年和今年都在两会上提出提案，建议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块钱以上。目前来看的话，董明珠的这条建议很有可能会在今年被采纳，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会提高，当然会不会提高到一万块钱以上，我个人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起征点今年肯定会提高。

那么实际上从2011年9月1号以后，我们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块钱，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个人的起征点一直没有做调整。尽管有不少的人大代表在呼吁，但是一直没有调整。

这方面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国税总局的有关官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最多的是说不能简单地通过提高起征点方式来改革个人所得税，而应该是进行整个税制的改革。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提高起征点并不能解决问题。

那问题就在于目前我们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每个人都可能觉得我交的税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这个是认为自己的税赋太重。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税制的话，你会发现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我们知道一个税收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要进行兼顾的。

而我们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我刚才讲了，既没能达到公平的目标，也没有起到效率的目标。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公平，从税收的角度来讲，它公平的作用就体现在劫富济贫，也就是说得让高收入群体多交一些税，让低收入群体少交一些税。

而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基本上是工薪阶层在缴纳这个税。而高收入群体、富人阶层几乎是不交税的。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在我们国家目前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已经是超过了万亿了。在这一万亿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当中，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是超过了65%。

换句话说，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缴纳的。而富人、高收入阶层缴纳的占比实际上只不到35%。这样一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到，很难说它是起到了劫富济贫，促进社会公平这样一个作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促进效率方面也并不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原因就在于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所谓累进税制，就是根据大家的收入水平分成很多的档，然后你的收入越高，然后缴纳的税率也越高。

目前我们最低档大概是3%。就是说假如说你的一个月收入是5000块钱，扣掉起征点3500块钱，还有1500块钱，这1500块钱是要按照3%的税率来交的。但是假如说你的每个月的收入是超过了8万块钱，那么你的超过8万的部分，每个月是要交45%的个人所得税。大家知道前不久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吸引人才的计划，针对那些高收入群体，月薪超过7万块钱以上的人，可以优先落户。

大家知道如果说月薪超过7万块钱的话，或者是说年薪，比如我们刚才讲月薪是超过8万的话，这个年薪差不多接近100万的话，其实一年交的个人所得税是接近40万。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之所以北京市市人口落户我们出台了这样一种嫌贫爱富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这些高收入群体的可以产生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

但是这些只是这些职场上的一部分高收入群体。而那些真正的高收入群体，比如说富豪们，其实他们并没有交多少税。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马云，马云很早就讲了，他说我现在是一分钱工资也不领，换句话说，他的工资收入是零。你比如说再来看刘强东，刘强东在2015年的时候就宣布了他的从京东每年领的工资是一块钱。除此之外，像乐视的前老总贾跃亭也宣布，从乐视领的工资是年薪是一块钱。

不仅我们国内是这样，国外不少企业家也是年薪是一块钱。比如说乔布斯他的年薪就是一块钱，还有像扎克伯格等人，他们的年薪都是一块钱。亚马逊的老总贝索斯今年成为了首富他的年薪尽管不是一块钱，但是也比较低，大概只是8万多美元，8.18万美元，大概在这个水平上。

其实大家知道在作为一个亿万的富翁，他的企业市值过千亿的这样一个市值，然后只领8万多的这样一个薪水，其实是已经偏低了。

在我们中国的A股市场上的话，你可以发现大概有一百多家企业的老总，他们的薪酬也基本上是在月薪1万块钱以下。为什么这么多亿万富翁，这么多富人，他们只领一块钱的工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董明珠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老总董明珠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说，他们之所以领一块钱的工资，并不是这个道德高尚，而是为了避税，那是为了少交税。

因为大家知道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讲的话，他们的吃喝拉撒个人开支费用都可以在公司里报销。而且如果他要开公司领工资的话，还要交个人所得税。

刚才给大家讲了百万年薪的话就要接近40万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干脆他就不领工资。也就是说从意义上来讲，你会发现我们个人所得税其实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促进社会公平。

为什么说他也没有很好的促进效率？

所谓税收的效率的含义是指税收政策不应该去降低社会产出水平的效率。我们知道其实税，只要是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社会的产出，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因为如果说你把你的所得一部分拿来去交税的话，你交的税越多，你去工作得到的净收入越少的话，你工作的积极性肯定就会下降。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当政府出于效率的目标来征税的话，他就需要想办法尽可能的减少对社会产出水平的影响。那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社会的产出水平，每个人的工作的能力不一样，效率不一样，所以说产出水平也不一样。个人所得税你面向个人征税的时候，如果说你向产出能力非常强的人，征收特别高的个人所得税的话，他可能就不愿意去努力来工作了。

对于这样一个政府面临效率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最早进行研究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莫里斯教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税收对大家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因此提出来一个最优所得税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政府所制定的最优所得税应该是考虑效率和公平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的程度。相对的重要程度就是指对一个社会来讲，效率和公平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哪一个更加重要。

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经济现在产出水平比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比较低，社会迫切需要把蛋糕做大，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的话，就需要更加重视效率。当我们更加重视效率的时候，就需要在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当中，把效率优先原则这个放在第一位。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迫切的是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社会的公平的话，这时候你可以相对来讲的话公平优先。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中国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我们中国来讲，效率实际上是更加重要的，我们更加需要注重创造更多的国民的财富。但是每个人的创造力，每个人生产力能力是不一样的。

而每个人的能力到底是高能力的还是低能力的，自己可能清楚，但政府未必知道。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所讲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不知道哪一个人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时候，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税制？莫里斯教授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税收，而最优的税制不可能是累进性的。相反，他应该是单一税率。

什么意思呢？就是莫里斯教授认为，当你效率优先的时候，需要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特别是调动那些高能力人工作积极性的话，那么你采用目前这种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不利于效率的提升。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讲能力强的人，他由于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中也肯定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你对高收入克以重税的话，或者说让他承担过高的边际税率的话，那么你对他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个就是一种抑制，他就有可能来减少他的工作的时间，减少他创造的财富。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国民收入水平是下降的。这样一来的话，政府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所拿到的税收也会减少，并且转移给那些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也会下降。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既对高收入群体不利，对政府的税收水平也不利，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也不利。所以说当一个社会需要创造更多国民财富的时候，其实应该让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率、边际税率要低一些。

莫里斯教授甚至还主张，对于收入最高的那部分群体，他们的边际税率应该是零，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最高那一部分收入应该是不征税的。然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在学界有一些争议。

但是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一些最高收入的人他几乎就是不交税的。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了，不少的企业家，他们都在领一元年薪，基本上是不交税的。企业家领一元年薪不交税，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种做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应该算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因为这样一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因此在我们可以发现一元年薪损害了公平，但他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说对于一元年薪也不应该像董明珠那样过于的反对，应该也看到它积极的一面。

反过来看，当然一元年薪不可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去实现。反过来看要看到的是什么？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税制的设计问题。税制的设计问题，如果说这个起征点提我们目前关心的提高起征点是一种做法，这种做法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去改变累进税制的话，只是一味地提高起征点，其实并不能解决效率与公平。

其实应该就像莫里斯教授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应该是实行单一的税制。所谓单一的税制，其实类似于我们的中国的香港，目前在香港他就实行单一税制，每个人不管你取得多少收入，高也好低也好，你都需要按照15%的税率水平去缴纳个人所得税。

另外他也有一些个人的交税之前的抵扣项，买房子，供房子的月供里边的利息，按揭贷款的利息部分是可以抵税的。看病养养老接受教育，子女教育等等，都有一部分可以用于税钱的抵扣。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既能够保证公平，也可以不损害效率。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另外我们中国的人大代表，也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阿黄奇帆，以前的重庆市的市长，他有一个更好的政策建议，他认为应该把个人的所得税的最高的边际税率从45%降到25%。

他说这样的话才可以更好的调动了那些高收入群体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加大是一些税收抵扣专项的扣除，因为目前大家知道我们是没有扣除的。你一个月挣2万块钱，我也挣2万块钱，但是你是一个人，我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需要赡养老人，需要照顾孩子，我的实际的负担可能比你一个人生活的话负担要重的多。但是现在我们是教同样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说这并不能体现出公平的原则出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黄奇帆他的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然后增加一些专项的扣除，其实是一个更有效的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方案。

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一方面实现公平，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效率优先，特别是针对我们中国目前还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还是需要调动更多的人，特别是那种高能力的人，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机制设计理论来看我们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带来一定的启发和帮助，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