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城市是最环保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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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城市是最环保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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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城市是最环保的生活方式


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0%,到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期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65%。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0%以上。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5年间,城市化仍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但城市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人口与空间紧张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基础建设资金紧张等等各种问题……最近看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作者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他写的这本书曾经获得过2011年《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提名。


作者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城市存在的问题、衰落的原因、复兴的道路,并就“消费城市的崛起”“摩天大楼的好处” “邻避主义的诅咒” “贫民窟的优势”等众多城市议题进行了睿智而精彩的阐述,以发达国家过来人的视角,讲了很多建设性的观点。


《城市的胜利》在2012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引入国内出版,虽然我看豆瓣上一些读者也批评作者思想太单纯、逻辑有漏洞,但本着兼听则明的原则,我们不妨读读,给我们的城市化思考一些启示。


在这里,我根据本书的序言,摘编一下作者关于城市与环保的论述。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Glaeser)曾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美国环境主义先驱梭罗描绘为一个罪恶昭彰的环境破坏者。


亨利·戴维·梭罗是19世纪的美国作家,当时美国正处于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初始阶段,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造成了社会大众当时普遍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1845年,梭罗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家乡,在瓦尔登湖畔搭建了一间小木屋并独自生活了两年。此后他将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写成了散文集《瓦尔登湖》。该书崇尚回归自然的乡村生活,享受大自然的质朴,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而在今天的格莱泽眼中,梭罗的一次野炊就曾烧毁了300英亩的森林,需要重新解构了瓦尔登湖的神话。人类是对自然有极大破坏力的物种,如果人类热爱自然的话,最好的办法不是到自然中去,而是离自然越远越好。


他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马修·卡恩(Matthew Kahn)的研究揭示,美国的碳排放有40%来自家用能源和交通,其中私家车又是最大的排放源。私家车的使用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人口越密集,私家车的使用越少。在家庭收入和住房面积同等的情况下,居住在人口密度大于4000/平方公里地区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为2600升;居住在人口密度小于400/平方公里地区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为4400升。


以波士顿地区为例,仅就开车这一项而言,都市家庭平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起郊区家庭来就要少3000千克。如果把家用能源算进去,差别就更大了。从市区移居到郊区,往往是离开公寓搬进独门独户的大房子,这意味着家庭用电量将增长88%。标准的郊区家庭比都市家庭每年多排放6吨二氧化碳,其中包括2000千克的取暖排放和800千克的电力排放。


所以,格莱泽呼吁,如果你热爱自然的话,就远离瓦尔登湖,到拥挤的波士顿市中心定居。住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比住在森林中更环保。无巧不成书的是,《波士顿环球报》确实曾经报道过,因为梭罗的追随者过多,瓦尔登湖人满为患,自然生态和景观面临着各种危机。


在格莱泽看来,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而且还能刺激创新。高密度都市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进步的引擎。但是,战后美国的都市化,实际上是在否定“城市胜利”说。正因为郊区化趋势,反而造成了大都市中心区的贫困、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


中产阶级厌烦城市的多元性,宁愿搬到郊区与自己经济状况类似的人生活在一起。表面上,美国战后废除了种族隔离,但郊区化却创造了新的社会隔离,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照样各过各的日子。


看看人口数据就知道,在战后半个世纪里,美国的传统城市普遍处于衰落状态。最大的城市纽约,1950年时的人口为789万,到1990年时降至732万;芝加哥1950年时的人口为362万,到2010年时不足270;费城1950年时的人口超过200万,如今只有150万出头;底特律最为明显,1950年时的人口接近185万,如今只剩下71万;实际上,从1950年至今,整个美国的人口整整翻了一倍。


不错,一些新兴城市,如洛杉矶、休斯敦,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高速扩张,但它们都属于铺张型的汽车城市。洛杉矶居民使用公交的比例仅为10%,休斯敦才5%多一点。毫无疑问,增长的人口大多数还是跑到了郊区或郊区和市区难分的大都市圈。这还不仅仅是居民的住宅,1942年,企业巨头AT&T-Bell把电话实验室从拥挤的曼哈顿迁到新泽西州郊区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战后,各大企业纷纷效仿,在一望无际的郊区,企业盖的远不只是一两栋楼,而是工业园、科技园。这使其工作空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白领职工从富裕的郊区家的车库里一路开到办公室前空旷的停车场上,无处不是梦幻般的田园风光。这种奢侈得超出前人想象的“田园资本主义”,成为战后美国的标志。


然而,美国的城市病、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也由此而来。“田园资本主义”可以使中高产从自己的车库直接到达办公室门口,与一路所经过的社会隔绝开来;孩子全在本阶层所居住的富裕社区内读书。美国的公立学校大部分由本地房地产税支持,高房价的郊区自然教育经费充足。市中心的贫民窟和郊区的世外桃源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使富裕和贫困都世代化,阶层间的流动缺失。


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田园资本主义”的能源瓶颈,环保运动的崛起也使人们对汽车社会开始反省。于是,80年代初期,“新都市主义”兴起了,其要旨是回归汽车社会以前城市设计的原则。比如,注重创造步行空间,以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通勤设施为核心来设计城市,强调密集型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的运用等。


这样,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卫星城,彼此靠轨道交通连接。地铁站成为都市和卫星城的中心地带,各种商业和公共设施林立,大部分人口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这样的中心地带。如今,“新都市主义”已经成为城市理论新的主流,其建筑和规划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区设计工作。


虽然郊区化依旧愈演愈烈,乃至发展成远郊化,但“新都市主义”的潜流也越来越强,都市的复兴使市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可以接受。其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大概当属纽约市。20世纪90年代之后,纽约的治安大为改进。人口从1990年的732万涨到2010年的817万。纽约居民通勤使用公交的比例接近55%,这在美国大城市中名列第一。近年来,市政府大力推行的自行车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当然,前面作者所说的郊区化也并不是反城市化,大都市的郊区本身也是城市化的一种模式。美国的城镇化率在二战之后依然在不断增长,从大约70%上升到82%左右。


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虽然我们看到城市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个事实,城市化率越高的国家,森林覆盖率反而越高,环境反而更友好。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的森林覆盖率是23 %,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数字只有12%,到2035年,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6%。森林覆盖率与城市化率在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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