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格：太平世界（《昨日的世界》节选）

*文章节选自《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译 三联书店2018-6）

第一章  太平世界（节选）

文 | 斯蒂芬·茨威格 

译 | 舒昌善

倘若我今天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如果我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我希望我这样说最为精辟。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天长地久地永远存在，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永远存在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凭自由的意愿选举出来的代表民众的机构——国会用文书确认的；同时，公民的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价值不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有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尺度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精确计算出每年赢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在日历中可靠地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屋看作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农家院落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奥地利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过激的行为——一切暴力行为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能。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民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身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妆。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一份合理的工资和医疗保险；仆役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看到未来万无一失的人才会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嘛。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人们生活得十分克勤克俭。十九世纪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之中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无忧无虑的康庄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如今，只需要再用几十年的工夫，一切邪恶和暴虐就都会被彻底消灭。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信仰这种“进步”已超过信仰《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念似乎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事实上，在那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辉。人们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们乘坐的车辆已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适方便的设备已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生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自从用运动锻炼身体以来，人们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趋少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进步”这个天使所创造。社会福利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纵然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广大民众的贫困问题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而竞相出谋划策——因此，这个十九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胜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更上一层楼，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国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宽容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限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道德同样迅速的提升，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这个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的二十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讶；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抱着怀疑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无非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都有可能被潜意识的破坏力量所冲破。想必我们二十世纪这一代人已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上。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信念——他们相信人性会迅速地不断提高。鉴于一场将人类上千年的努力毁于一旦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我们父辈们的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十分迂腐。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觉，比今天那些蛊惑民众的口号更富有人性和更有益处。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觉，虽然我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早已融入这个人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所以，不管现在每天每日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纵使我们今天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从父辈们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太平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空中楼阁。然而，我的父母却是生活在那座空中楼阁里，就好像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似的。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毫无疑问，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防范风云突变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优裕的犹太中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层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这个“优裕的犹太中产阶级”被彻底消灭。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北边的德国人却用一种略带恼怒和藐视的目光眼望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也没有雷厉风行的劲头，而愿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并为此创作出卓越超群的音乐。维也纳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所谓“能干”，不喜欢他们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世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追赶的心态，维也纳人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无事，让每一个毫无妒意的人各得其所——生活在与人为善和也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氛围中。“过自己的日子并且也让别人过自己的日子”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原则，在我看来，这个原则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遵循。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可以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都不带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的。在从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互相攻击时，尚且讲豪侠气概，那些国会议员们虽然也在报纸上、在国会里互相责难，但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演说之后，仍然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称。即便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我个人必须坦率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在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每天都充斥着那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的仇恨；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彻底隔离；老百姓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在今天却简直不敢想象；当时人们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将宽容尊为一种道德力量。

那是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激情燃烧的世纪。那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步履缓慢，谈吐斯文，说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却是尊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不太得体的青年人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的慌慌张张的举止。可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不文雅，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背后有人依靠，从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发事变；即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当作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幅度贬值。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起那场“灾难”。那时候，也有人抱怨“高额”的税收，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施给国家的一点点小费。那时候，人们还时兴立下最详尽的遗嘱，嘱咐子孙们怎样保住家产免遭任何损失，好像用这样一张自己再也见不到的遗嘱就能够永远有效地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似的，于是他们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点小小的担惊受怕，也无非是像抚摸听话、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时的那样一种心情。所以，每当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张从前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议论纷纷时，或者回想起我们青年时代对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不值当的激烈讨论时，我就会忍俊不禁。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那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令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沉浸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熹微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究竟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磨难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各种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己有关联的一切根系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赶到穷途末路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神秘力量效劳的人，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如今，我们岁月中的每一个小时都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已远远超出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我们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我们从前的祖先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他对现实的了解也远远超过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