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春明外史》总序：章回小说大家的民国时代

《春明外史》总序：章回小说大家的民国时代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说一部全新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20年代的北京，描述着这个城市市井小民的生活。中国从唐代以来对于首都就有一个别称，就叫春明，春天的春，明天的明。因为古代大城市都会利用城墙来作为军事的防线，保卫自家的领土。而唐朝的首都长安在东边有一个城墙的正门，就叫做春明门。古人认为东方主春，于是就用春明二字来作为首都的别称。而北京在成为中国的首都之后，也曾经被称为“春明”。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我们要说的故事——《春明外史》，作者：张恨水。

《春明外史》的作者张恨水是一个多世纪以前，1895年5月出生在江西广信的人，祖籍安徽潜山，日后他活了72岁，一直到1967年的2月。从1914年，也就是张恨水19岁开始，他使用“恨水”这个笔名，笔名是有来历的，取自南唐李煜的词，非常知名的《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一阕词里，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截取中间二字，把“自是人生长恨“的“恨”，和后头的“水长东”的“水”连在一块，这就是“恨水”了。

但是，张恨水这个笔名还有另外一个传闻。虽然说是传闻，但是更像是绯闻，说是和一名才女作家冰心有关。冰心比张恨水小5岁，本名叫谢婉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代表之一，他到了晚年被尊称为“文坛祖母”。传闻说，张恨水因为追求不到冰心而有了“恨水不成冰”的笔名——恨水。当然了，我们还是以比较官方正式的说法，“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作为“恨水”这个笔名的解释。

张恨水也是民国初年产量最高的作家。他毕生致力于通俗小说的创作，中长篇小说加起来有120部之多。甚至，有同时撰写7部小说的记录，总字数超过了2000万字，包括诗词、散文、杂文、时评等等，也有1000多万字。作品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因此也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或者是“通俗文学大师”。

另外，提到张恨水的作品，不能不提到“鸳鸯蝴蝶派”这个词。因为张恨水也被誉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鸳鸯蝴蝶”得名于19世纪清朝晚年，有一个作者叫魏子安，他的作品《花月痕》，《花月痕》里头有这么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卅：指“三十”的意思）

鸳鸯蝴蝶派最早是由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所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又被称为哀情小说。所谓的“哀感顽艳”都是跟爱情有关，主要的读者是一般的市民。因此，文本多半使用白话文，题材以爱情为主轴，通常会先在报刊上连载，而流传较广、大受欢迎的连载还可以发行单行本。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曾经是新文化运动之前最受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时代潮流之中，因为鸳鸯蝴蝶派比较保守，而多次遭受到新闻学界，也就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批判。

鸳鸯蝴蝶派的特征是有才子必有佳人，有贪官必有廉吏，有恶棍必有侠士。也因为这样，剧情有模式可循，故事也走向了公式化，有点像今天的好莱坞，或者是迪士尼的潜规则等等。可能也十分矫情，可能也俗滥而且制式化，但是好看的不得了。

除了情节热闹之外，鸳鸯蝴蝶派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已经适应都市生活的人们急需大量便宜的娱乐以及消遣。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唾手可得，容易阅读，不只因此而养出众多的读者，鸳鸯蝴蝶派的体系更一天天地壮大。作家的风格也各有特色，可以分为早期、后期、南派、北派等等。至于提到了鸳鸯蝴蝶派，头号的悍将必然就是张恨水。他对于自己的成名之作，《春明外史》被归类为鸳鸯蝴蝶之流，他认为是个误会。误会什么呢？我们先看《春明外史》的再版序，作者是张恨水的朋友笑鸿，哭笑的笑，鸿鸟的鸿。

在这一篇序文里边，笑鸿提到，张恨水是利用各个角色把许多故事串在一起，而主要的角色，也就是以情感为主要联系的人物，包括杨杏园、李冬青、梨云等等，不过是把许多故事串在一起的线头。没有线就提不起这一串故事的珠子，所以，读《春明外史》的时候，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杨杏园、李冬青和梨云等人的恋爱经历上。而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这顶帽子，张恨水甚至在自传小说写作生涯回忆里边是否定的。

笑鸿还曾经跟张恨水说：“你是拿恋爱故事绕人，你这法子很不错。”但是到底有多么绕人呢？我们之后说了故事您就明白了。

我们先说一说身兼作家和记者身份的张恨水，笔下曲折动人的故事背后，多半改编自真实的新闻。在张恨水的作品里，字里行间看似惬意的日常对话，其实也隐藏着它对于国家深刻的沧桑之感。这一类的小说新闻性很强，时事性很高，极具社会新闻化的意义，但是张恨水用的却是平民的视角，以平易的笔调仿佛实况报道一样，用窥视的方式揭露，使人仿佛身临其境。

张恨水细写了北京上流阶层的日常生活，包括看戏、上馆子、应酬聚会、诗酒往来，甚至麻将娱乐等等寻常的琐事，像是《春明外史》里头的第十回，写余咏西、杨杏园和白瘦秋、白素秋姐妹打牌，光这场面以1500字去描述，详细写出个人手上什么牌，又各打什么牌，如何出牌，出哪几张牌的场面，这样一来使得小说更加增添“如见其景”的真实感。像《金粉世家》这部小说里头写到金凤举片访八大胡同，其中对于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轻吟小班或者是二等茶室，在如何进门，如何摆设，如何行仪式，吃吃穿穿等名堂都有细节的描述，仿佛明初妓院的导览。

这就让我们说到了鸳鸯蝴蝶派背后一个重要的传媒：1914年6月6号，星期六在上海创刊的《礼拜六》杂志。《礼拜六》在当时是一本十分畅销的杂志，编者之一周瘦鹃也是一位作家，他就说《礼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的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口就有许多的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拥进去购买。这个情况，倒很像是清早争着买大饼油条一样，这是周瘦鹃的话。我们听起来，就像我们今天排队买的葡式蛋挞或者是最新款的iPhone一样。

我们前面说过了，《礼拜六》是1914年6月创刊，总共有200期，前100期大概都是文言文的书写比较多，即使偶尔出现白话文，也还是说书人口吻的章回体白话。作者部分是专业作家群体，也就是都在各期刊发表的专业小说的写手，偶尔有投稿单篇的读者似乎也不少。至于后100期主编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周瘦鹃，瘦小的瘦，杜鹃的鹃，他本身就是一个作家。但是无论前100期或者后100期，周瘦鹃都是主要的撰稿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刘铁群做过的研究说：“可以说前100期的《礼拜六》培养了周瘦鹃，而周瘦鹃也为前一百期的《礼拜六》的成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因此《《礼拜六》》在周瘦鹃的整个创作历程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至于说到了后100期，也就是周瘦鹃主持的这100期，稍微的有一些转型。除了小说之外，还加入了笑话、剧本、诗词、笔记、评论等等非小说形式，而成为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刊物。而且文言书写变少了，多数是比较受欧化白话影响的口语白话，专业小说作家也明显减少，长篇小说也少，取代的则是各地读者，特别是各校的学生的投稿作品，许多的作品文字生涩，艺术表现也不好。

跟前百期相比，后百期的水准明显比较低落一点。两者之间的差异，恐怕是因为这200期中间相差了5年，其中还横跨五四文学运动的前后几年，所以，不论是文字的使用，文类的形式，文学的观念或者是出版环境，都有巨大的变化。所以，光从《礼拜六》前后百期的变化来看，就可以想象当时在文字文体以及出版环境大变化的剧烈程度。当然主编的人不同，所以造成编辑取向的差异也应该是原因之一。不过，《礼拜六》更值得瞩目的是数量庞大的翻译小说。而《礼拜六》的前100期当中，翻译小说占了一半之多，而所谓的鸳鸯蝴蝶派，也因为《礼拜六》杂志的轰动而被称作“礼拜六派”。

长期以来，《礼拜六》网罗了不少鸳鸯蝴蝶派的知名作家，像是我们即将说的张恨水，以及刚才提到的周瘦鹃之外，还有包天笑、李涵秋、陈小蝶等等。他们的作品，是以长篇和中篇为主，代表作非常知名，像《啼笑因缘》《孽海疑云》《剑胆箫心》《大千世界》《静香楼笔记》等等，中国都市通俗文学是以此为滥觞。

另外，杂志上还经常可以看到欧美名家优秀短篇小说的翻译作品，而言情小说则是《礼拜六》的主打品种，里边还分了什么艳情、哀情、怨情、忏情、苦情、侠情等等不同的名目，翻开任何一期《礼拜六》都是痴情一片，颇为迎合普通市民的阅读趣味。

《礼拜六》的产生和都市读者群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关系，都市市民不同于乡村的农民，眼界比较开阔，生活也相对比较独立，求知欲望增强，而且还有固定的下班和周末的时间，至于文化程度也相对的高一些，这就有了以文学阅读消遣娱乐的需求。

根据周瘦鹃说，《礼拜六》是个周刊，有我和我的老朋友王盾根分别担任编辑，规定每周六出版，因为美国有一本周刊叫做《礼拜六晚邮报》，还是创刊于富兰克林之首，历史最悠久，销路最广，是欧美读者最喜欢的读物。他说所以我们的周刊也就定名为《礼拜六》。

从创刊的初衷应可以看出，《礼拜六》是一本模仿西方媒体概念的杂志。编辑基本上对于西方文化抱持着开放，而且是接受的态度。此外，从《礼拜六》的创刊词强调闲暇时间读小说的轻松快乐，也就可以知道这是呼应西方从工业革命之后，有钱有闲的城市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而文化人开始关注市民阶层文化消费活动的趋势，所以，《礼拜六》的出现基本上是一种以文化产品刺激文化消费的做法。

《礼拜六》这一类的文化产品不是为了要经世教化，更不是为了要新民觉民。他们只要读者掏出一枚银元消费，就可以满足读者纯粹的阅读趣味。所谓“一编在手，万虑皆忘”。然而《礼拜六》这种发刊词，20世纪后半叶却被文学史家以“娱乐的消闲主义文学观”大加贬义，这一类“娱乐的消闲主义”的鄙薄名词，大概相对于“启蒙的写实主义”而生发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应该没有一般读者会抱持着“要被启蒙、被改造”的心理去买小说吧。因此，让读者觉得有趣味、好看。似乎应该是抱持着实用目的的作者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如何使得读者在展开趣味阅读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被教化，恐怕也是要载道的人更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其实没有小说绝对是用来启蒙，而没有一点趣味的，或者是绝对只能为了娱乐所需，而没有一点启蒙的可能性。我们只能说阅读《礼拜六》的读者分布相当广泛，也绝对不是目不识丁的劳动阶级。读者里头大部分应该是知识阶级，所以《礼拜六》有许多的书籍广告，而且部分的书籍还必须要有相当的知识涵养的读书人才会购买的。

总之，《礼拜六》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城市里一群收入稳定，文化程度比较高，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在正事之外还有许多闲暇的阶层。如果以上海的读者为例，伴随着上海都市化的起步，租界生存环境迫使人们逐渐放弃传统的谋生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进入都市职业的体系，他们取得参与商品交换的资格，拥有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收入。

城市的居民在日益温饱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文化商品的市场，没事看看戏，买报刊杂志，上个饭馆，逛一趟公园。而且许多迹象显示，《礼拜六》的读者应该还有许多的年轻学生族群，直接的证据是《礼拜六》后100期的小说，多数为读者投稿作品而投稿作者的名字旁边也附有所属单位和学校，学生投稿的稿件是其中的大宗。

此外，有许多作品的内容都是当时年轻人关心的话题，多数涉及婚恋问题，或者是感情生活的讨论，还有就是校园里头的少年少女故事等等，还有当时学生关心的国家处境以及社会问题，这就用得着张恨水了。

张恨水是以记者身份混迹于市井生活的，他的阅历形成了特殊阶级的关怀视角，他亲近市井的劳动者，却蔑视官僚商人阶级，他也承认自己对于北京的迷恋是有所偏好的。他常常以平民的角度刻意去谴责骄奢淫逸的军阀、官僚、巡警，还有贵家公子以及商人或者是银行家。

所以，张恨水或许抓紧当时的社会议题，凸显了上流社会之虚伪、庸俗、可恨等等。市民则借此窥视平日无法企及的豪门生活，并且在阅读的过程里头间接地审判了那种腐败和豪奢的生活行为，替下阶层的人出了一口怨气。

咱们说说《礼拜六》，鸳鸯蝴蝶派，以及张恨水。张恨水以记者的身份逛北京，他本来就是外地人，所以小说里头只有人物的对话仍然用京白，叙述者的话都是普通话。这就显示出叙事者人为有距离地去观察这些个角色，不会产生过多的温情或者是怀旧的想象，也不容易大发怀古之幽思。如此一来就和其他的北京籍作家笔下的京味小说是有区别的，而情感距离呢也远近不同了。

张恨水写出了真实的北京，而那不全是老北京，而是慢慢在变化之中的新北京，不是怀旧的有距离的北京，而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我们知道城市是会成长的。城市也会有新的转变，但是多数的人不愿意接受城市的转变，而张恨水如此写实地呈现，一方面是为了真实展列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则是对北京文化的发展表示出一种隐忧。

或许近代北京上流社会真的是如此庸俗，他们只是艺术场域为交际应酬的场域，也只对追求感官刺激，累积财富，晋升官位有兴趣。文化活动只是自己达到另类目的的手段，或者是为了确立阶层和身份认同的工具，上戏园子、电影院、咖啡馆、游艺场等等，那就是个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举动，绝不是上流阶层生活的重心，此中完全谈不上追求精神生活的审美态度。

但是劳动阶层文化生活本身确是生活的重心，文化活动具有苦中作乐的非日常性的效果。如此能够暂时超脱日常生活的单调苦闷，成为生活意义的来源。像是庙会戏剧活动的集体假期和集体崇拜一样，北京平民追求纯粹的放松，反而有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对于文化活动的接受，反而更趋近于文化的审美本质。

张恨水若是在近代谴责小说的传统里边，必然写上流社会的不堪和庸俗，这或许是文类的选择，对于风格题材造成影响的实际的例子。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张恨水如果脱离了谴责的写实传统，就会容易显现出自己对于北京生活的眷恋和温情，写出北京文化底蕴的美，如此读来就会和其他的京味小说那京味儿相仿佛了。

从《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到《斯人记》等等，活脱脱是民国的《儒林外史》加上《官场现形记》。而这一风格和写法，正是承袭自晚清谴责小说乃至于民国社会小说的文学传统，像是1903年出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官场现形记》等等，揭露清朝末年官场上道德人心的腐败虚伪，为官者为财为色的师德和丑态。

这种官场文学的类型恐怕是源于北京市民悠久的传统癖好，那就是传播以及打听宫廷隐私八卦和小道消息。北京因为官儿多，应酬多，整个城市是为了伺候政治人物而打造的，所以官宦显贵的秘密、传闻，更容易透过各种管道流到民间。报纸为了竞争，当然会争相披露，有的是以小说来明嘲暗讽一番。

这一类社会谴责小说面对社会的事态，多以面对怪现状的态度来写，其共同特征就是酣畅淋漓地描写众生事态。而这众生相不外是军阀官僚的豪奢，名士美人的风流等等，都着重于阴暗面的揭露。也因为这一类小说情节大多来自于当时的新闻轶事传言，也就是所谓的八卦等等，所以时事性强，纪实性也强，这一类社会性强，新闻性高的文本，正好就是作者用记者身份借用小说形式来写的政治和社会新闻。

此外也和晚清小说有四个字的史录观念有关。哪四个字呢？“有补于史”，就是能够用来弥补正史之不足之处。不过这一类小说所引的都是名人轶事的实录。张恨水以记者的身份写小说，也以作野史的观念直指上流社会的黑暗不堪，这就承继了从晚清以来的文学传统。所以也必然会写其恶，写其俗，又恶又俗。

张恨水小说题材和类型，其实不像一般人以为的，说写的都是言情小说或者是社会言情小说，多数的人只知道《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的张恨水。其实除了社会言情这4个字之外，他也写侠义小说、抗战小说、历史小说、学生小说，还有探险小说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写，他所触及的题材非常广泛。一言以蔽之，不外都是些世情小说，这个世是世界的世。也许正因为他身为记者的职业性敏锐，总是对于现实充满了兴趣，关心着社会人心的各种面相，他所尝试写过的各种小说题材应该是现代小说史上最多的。

张恨水一生在不停地尝试着各式各样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无论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一试。因此张恨水对于现代小说史的题材和类型可以说是多所开拓，有许多现代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

你比方说，张恨水是第一个用小说形式描写西北生活和灾荒的，像是《小溪天》、《雁归来》等等；他也是第一个用小说形式描写大战役和战时的像《虎贲万岁》，《南京大屠杀》；还有，张恨水是第一个用小说形式描写南京大屠杀实录的，像是《大江东去》；他也是第一个用鼓书艺人，也就是说大鼓书的这种曲艺家作为主角，并且以北京天桥作为背景创作小说的，像是《啼笑因缘》；他也是第一个用小说鼓吹抗日的，像是《弯弓集》；他还是20世纪第一个把传统民间文学文本改写成小说的，比方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比方说《白蛇传》等等。

但是上述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结论和发现，在以往的研究里头却从来没有被提出，因为倘若光看《啼笑因缘》，《春明外史》或者是什么《八十一梦》等等，管中窥豹，是没有办法发现张恨水全面的表现。

张恨水小说题材的演变历程，其实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变迁风貌。你比方说打从清代太平天国之乱，他写成《剑胆琴心》；推翻满清革命，他写《中原豪侠传》；说到了晚清学堂里边的婚姻无法自主问题，他写了《北雁南飞》；民国之后写北洋政府，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春明外史》，以及另外一部《记者外传》；讽刺北洋军阀的时候，他写了《啼笑因缘》，《春明新史》；关于中国的内战，他写了《满城风雨》；918事变之后，东北义勇军他写了《杨柳青青》；关于西北的灾荒，他写了《雁归来》；关于汉奸，他写了《秦淮世家》；关于抗战，他写了《大江东去》；关于抗战时期的逃难，他写了《蜀道难》；关于大后方的生活，他写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等等。

从整体的面相上说，张恨水的小说的确记录了近代政治史的变迁过程，同时也记录了当时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史以及文化史。其主题，没有不触动时代的命脉，所以如果说他只是一只鸳鸯，一只蝴蝶，那实在是太小看了张恨水，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述说《春明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