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我的事业从36岁开始

其实，作为医生，钟南山的事业起步，比大多数人都晚。

虽然是医学专业出身，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钟南山选了留校任教。1971年9月，36岁生日前，钟南山离开北京回到了广州，去了当时并不起眼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刚从北京回到家的一段时间，钟南山总觉得，父亲的眼中充满了难解的忧虑。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问了一句：“南山，你今年几岁了？”钟南山一下子没明白父亲的意思，恭恭敬敬地回答：“36岁。”“唉，都36了，真可怕……”

许多年以后，钟南山总是对别人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6岁开始的。钟南山曾在日记里写道：父亲对我的批评，其实是“爱之切”，所以“苛之深”。

初到医院时，急于证明自己的钟南山想去外科，他太需要在实际医疗过程中检验自己的行医水平和实力了。但一位领导的话，将钟南山打入了冷宫：“钟南山已经36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于是，钟南山被安排到了医院急诊室。

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钟南山干过很多工作，当辅导员、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再后来到农村，也当过工人。此时进入急诊室的钟南山，因毕业后没搞过临床，干得十分吃力，工作起来并不开心。一次“咳血”与“呕血”的误诊让钟南山从迷茫中彻底惊醒，从此，他刻苦钻研技术，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人变得越来越瘦，笔记却越来越厚。大约半年后，钟南山有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在急诊方面已经差不多是个熟手了。医院的医生这样评价钟南山，“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就在钟南山踌躇满志，想在急诊方面继续钻研，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命运又一次“安排”他转换方向。

在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情况，周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群防群治工作。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承担了组建慢支炎防治小组的工作。但很多医生觉得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没什么东西可搞，都不想去。后来，当时的“革委会”领导有意指派钟南山。当院长为选派钟南山去慢支炎防治小组的事来找他时，他马上就应允了，钟南山认为，自己是党员，应该听从安排。

钟南山就这样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一去，才知道为何无人想来这里了。这个小组总共才三个成员，组长侯恕，另一位是女大夫余真，再一个就是钟南山了。当时钟南山已经37岁，但在这个小组中，还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们所干的活，就是三天两头为慢支炎患者检查一次身体，照看着患者们蹲在墙角晒太阳。对比起昔日忙碌的急诊工作来，钟南山简直就闷得慌。这样的生活，与在北京烧锅炉有何区别？

这一天，他心绪不宁地走在晒着太阳的慢支炎患者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走着走着，他就瞧见了病人吐在地上的痰。本来这东西他见惯不怪。但在今天钟南山看来，它们却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看着看着，钟南山竟然蹲了下去。病人们以为钟医生丢了什么东西，却不知晓他正在寻找解救他们的妙方。钟南山惊奇地发现，慢支炎患者们吐出的痰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各有各的不同，即使是一个人吐出的痰，也多不相同。钟南山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怎么会突然有了那种奇妙的感觉，他说从那个时刻以后，自己就走上了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正道”。

在医学上询问病情症状时，常问的就是有无咳痰，作病历记载时也只是“有痰”就可以了。虽然几天来的观察结果与第一次所见没有什么两样，但还是让他掌握了一些患者咳痰的规律。钟南山向两位前辈报告了自己这几天的观察，以及自己所做的关于这方面的预测。侯、余两位医生一听，也立即来了兴致，觉得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文章来。三人立即着手观察、归纳、总结、查阅书籍、制定研究方案和实验计划，真正开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就这样，防治小组迈开了日后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1977年，在大庆油田进行防治慢支炎气管炎时，在十几个单位中，他们竟取得了55％的成功率。再接下来，由于他们在慢支炎气管炎中西结合防治、分型等方面做出了成绩，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代表团到广州访问，专门参观和听取了他们报告，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此，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大力支持慢支炎气管炎防治小组成立研究所，并且专门拔了10万元作为所里的科研经费。一下子，钟南山他们三人出了名，也获得了科研继续前进的动力和资金。

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党的支持和科技工作者们的努力下，在北京隆重开幕了。钟南山作为广东省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历史的盛会，他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的论文，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再之后，传来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全国组织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凡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在经历了十年与外界隔绝后，能走出国界，向外国科技同行学习科学技术是人人向往的机会，通过努力，钟南山赢得了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