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01 自序

以往有不少记者采访过我，写过关于我的报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为我写传记。我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后来，我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出版社和媒体的朋友也都主动约我写口述历史。于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复建议，是因为我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今年八十一岁，已经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

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可是，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写自传，上了年纪就更没有精力去写，真的要写不知会写到猴年马月。

真是天意！2014年，北京大学有几位教授来莫高窟考察，我和艺术学院的顾春芳老师一见如故。我翻阅过她的书和诗集，知道她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戏剧学的教学和研究。古人说文如其人，她博学多才、能文能诗，学术造诣深厚，天赋悟性很高，治学严谨，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之后通过几次交流和接触，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我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所以，当她说希望访谈我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们俩长达十天的访谈内容。因我特别信任她，访谈时完全处于放松状态，问什么就说什么，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遥远，见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多提供给她一些材料。为了保证我所说的关于敦煌历史、敦煌艺术、藏经洞文物、壁画保护等内容的准确性，她后来又去查阅了大量敦煌学的论著、画册、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献资料，下了极大的功夫。

顾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并非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为了这本书，她要补充敦煌学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大堆关于敦煌的书籍和资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顾老师撰写完成的初稿时，我感到这本书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令我既感到惊讶，又十分佩服。我觉得她很辛苦，我有责任配合她做好书稿的校对工作。

顾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并非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为了这本书，她要补充敦煌学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大堆关于敦煌的书籍和资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顾老师撰写完成的初稿时，我感到这本书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令我既感到惊讶，又十分佩服。我觉得她很辛苦，我有责任配合她做好书稿的校对工作。

顾老师深知我与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为此，她设计了一个合理又系统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我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我个人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我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甚至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

这本自述的完成，要感谢顾老师，如果没有她的出现，也许迄今为止我都未曾想过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也不可能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捧起书稿，让我无限感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回想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参加实习，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思维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莫高窟多长时间，还能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记性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忘不了几代国家领导人对莫高窟保护事业的关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师长，北大的学习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地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我也忘不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机构和朋友的深情厚谊，他们一次次伸出援手，帮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护事业。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所有长期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孩子，感谢他们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的理解和宽容。希望他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懂得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特别要感谢我的同窗、我的终身伴侣彭金章。没有老彭对我的爱和理解，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我一直想等退休之后陪他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

万万没有想到，我什么都还没有做，老彭却离我而去，留给我无限的悲伤，无限的愧疚，无限的遗憾！现在，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给我力量！我们俩曾经的誓言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我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樊锦诗2019年8月24日于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