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01_缘起4

至遵王初学集诗注壹捌东山诗集壹“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诗“疏影词”注，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何士龙疏影“咏梅上牧翁”词，并载陆敕先之语，则疑是陆氏所主张，实非出自遵王本意。其他有关年月地理人物，即使不涉及时禁或河东君者，仍多不加注释。质此之故，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但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伪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至于解释古典故实，自以不能考知辞句之出处为难，何况其作者又博雅如钱柳者乎？今观遵王所注两集，牧斋所用僻奥故实遵王或未着明，或难加注释，复不免舛误，或不切当。

据王应奎海虞诗苑肆所载钱文学曾小传略云：

曾字遵王，牧翁宗族曾孙也。宗伯器之，授以诗法。君为宗伯诗注，廋词隐语悉发其覆，梵书道笈必溯其源，非亲炙而得其传者不能。

及同书伍所载陆文学贻典小传云：

贻典字敕先，号觌庵。自少笃志坟典，师（钱）东涧（谦益），而友（冯）钝吟（班），学问最有原本。钱曾笺注东涧诗，僻事奥句，君搜访佽助为多。

夫遵王敕先皆牧斋门人，而注中未能考知牧斋之僻事奥句，即有所解释，仍不与牧斋晚年往来密切，东涧诗中时地人之本事，自应略加注明，而遵王之注多未涉及者，则由于遵王之无识，敕先不任其咎也。又观有学集参玖“复遵王书论己所作诗”云：“居恒妄想，原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然则牧斋所属望于遵王者甚厚。今观遵王之注，则殊有负牧斋矣。

抑更有可论者。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道辞用意之妙。如李壁王荆公诗注贰柒“张侍郎示东府新居诗，因而和酬”二首之一“功谢萧曹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之句，下引蔡绦西清诗话（参郭绍虞梭辑宋诗话辑佚上）云：

熙宁初，张掞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之，以示陆农师（佃）。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荆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聊句“感恩从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

寅恪案：王介甫此言可以见注释诗中古典，得其正确出处之难。然史记汉书及昌黎集皆属古籍，虽出处有先后，犹不难寻检得之。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试举一例以明之。如东山训和集壹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中“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之句，与最初出处之玉台新咏“歌词”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陽女儿名莫愁”、“卢家兰室桂为梁”、“头上金钗十二行”、“平头孥子擎履箱”、“恨不嫁与东家王”等句，及第贰出处之李义山诗集上“代（卢家堂内）应”云“本来银汉是红墙 ，隔得卢家白玉堂。论证与王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有关，固不待言，其实亦与东山训和集壹牧翁“次韵答柳如是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有关，尤更与牧翁未见河东君之前，即初学集壹陆丙舍诗集“（崇祯十三年春间）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其三云“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原注云：金壶记“蚕书，秋胡 妻玩蚕而作。”河中之水歌“十四采桑南陌头。”）及同书壹柒移居诗集永遇乐词“（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感”云“银汉红墙 ，浮云隔断，玉箫吹裂。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今宵二八，清辉香雾，远忆破瓜时节。（寅恪案：牧斋“观美人手迹”七首之五云：“笺纸劈桃花。银钩整复斜。却怜波磔好，破体不成瓜。”原注云：“李群玉诗，瓜字初分碧玉年。”）剧堪怜，明镜青天，独照长门鬒发。莫愁未老，嫦娥孤另，相向共嗟圆阙。长叹凭兰，低吟拥髻，暗与陰蛬切。单楼海燕，东流河水，十二金钗敲折。何日里，并肩携手，双双拜月”有密切关系。今之读者，若不循次披寻得其脉络，则钱柳因缘之诗必不能真尽通解矣。（寅恪检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有“杂忆诗十首次韵”当赋成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月间。不知为何人而作。岂为杨汉而作耶？抑或与河东君有关耶？姑识此疑，以俟详考。）

职是之由，此书释证钱柳之诗止限于详考本事，至于通常故实则不加注解，即或遵王之注有所未备，如无大关系则亦不补充，以免繁赘，但间有为解说便利之故，不得不于通常出处稍事征引，亦必力求简略。总而言之，详其所应详，略其所当略，斯为寅恪释证钱柳因缘诗之范围及义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