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价值 |《论语》中隐藏的商业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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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156《论语》的价值 |《论语》中隐藏的商业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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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的是《论语》与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


关于本问题,也请允许我从一个案例讲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东那里推出了一款白酒,叫做“孔府家酒”,曾经风行一时,号称外销量占全国第一。这是事实,为什么?是不是这个酒的质量特别好?懂白酒的人们恐怕谁都知道,山东那个地方所生产的白酒,那是无论如何没法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生产的白酒相提并论的,无论在水质、工艺、传统、品牌等等方面,都差远了。但是,当时“孔府家酒”的确盛极一时,风行全国,远销海外,名声大噪。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只有一个:文化营销的魅力。


所谓文化营销,是指在产品与服务中附加文化,尤其是它的广告,更要有相当的文化含量,通过极大地提高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含量,从而极大地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孔府家酒”这个品牌,是有一定的文化含金量的。孔府究竟有没有家酒?应该是有的。根据《论语》第十章《乡党》篇记载,孔子对集市上买来的散酒与熟食是不吃的,嫌它不卫生。而孔子是能喝酒的,酒量还很大。《论语》中描写,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据此,基本可以推断孔府是有家酒的。


这个品牌是有文化含量的,因为在老外看来,孔子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人们在消费“孔府家酒”的同时,就在消费以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不仅如此,这个产品的广告也做得好,它的诉求中心是“家”,抓住了中国文化十分核心的东西。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家文化在中国相当发达,家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家文化在中国相当发达,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份量。鲁迅先生曾经说:家是中国人的生所,也是中国人最后的归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人们象中国人那样注重家庭的价值,注重家文化。这光是看看每年过年时期中国多少亿人口的大迁移就可以知道了。“常回家看看",这一句朴实无华的歌词也曾经打动了多少中国人的心弦!且看“孔府家酒”的广告词:“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还有“孔府家,令人想家。”这样的产品,不火才怪呢。遗憾的是,受产品生命周期率的影响,也由于产品更新及其它措施没有跟上,“孔府家酒”后来影响就不大了,非常可惜。


可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现在有一门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性学学科。主要研究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惜的是,在现实社会,搞经济学的人往往不懂文化学,搞文化学的人也往往不懂经济学,两者往往井水不犯河水。


那么,《论语》与经济模式有关系吗?


《论语》这书中,只有一处写到经商问题。孔子的一个大弟子子贡,就是端木赐。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一个大商人。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经商发了大财,富可敌国,他到其它诸侯国去,经常与诸侯国的国君并起并座,叫做“分庭抗礼”,这“分庭抗礼”的成语就出自这个地方。《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说:“赐不受命,亿则屡中。” (《论语·先进》)意思是说,端木赐(就是子贡)不听天由命,去做生意,猜测市场行情往往很准。


按理说,《论语》属于政治哲学著作,与经济的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既然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社会,就没有理由管理不好一个组织、企业,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古至今,人性都是相通的,管理之道也是相通的。正如孔子所说:“割鸡焉用牛刀”!这就是《论语》与经济模式能够兼容的根本原因,而且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十五世纪中叶,就是明清之际,当时的一些儒家士大夫就开始就从事商业活动。根据明清之际的传奇小说《三言二拍》记载,当时安徽的微州这个地方,社会风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当地的人们以商业为第一要务,科举考试还是其次的事情。明清之际,大批士人“弃儒经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他们把一些儒家的理念带入了商业模式,这里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像当时安徽的徽商、山西的晋商、洞庭湖畔的商人,就是典型的儒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就指出:“商人之所以对儒学发生严肃的兴趣,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蛮有见地的。


儒商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产生在中国,可惜的是,这种传统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却在日本和韩国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不由不使人们有一种“礼失于野而求诸野”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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