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导言】马丁·普克纳:书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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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精制版·导言】马丁·普克纳:书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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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马丁·普克纳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 新思文化


中文文稿 

你好,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们将和一百位来自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世界顶级名校的学者,解读100本曾经影响了世界的经典著作。


在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我们请到了哈佛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主编MartinPuchner(马丁-普克纳)。他将来和我们分享,书籍究竟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大家好,我是MartinPuchner,我在哈佛的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我研究的对象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学。我教的课程涉及范围很广,从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到古登堡时代印刷的圣经,再到当下的网络文学,甚至还包括未来可能有的文学。


今天,普克纳教授将从书籍史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一个书籍如何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世界的故事。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视角下,人不再是故事的主角。无论是帝王还是工匠,无论是写书的人、读书的人,还是参与了书籍生产、印刷和流传的人,他们都在以书为中心的磁场中旋转、沉浮,作为配角,共同讲述着一个“书籍即是权力”的故事。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这个故事要从何处讲起呢?最好的开端,或许就是2000多年前那位发誓要寻找和抵达“世界的尽头”的伟大帝王:亚历山大大帝。


书籍对人类世界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伊利亚特》讲的是古希腊时期特洛伊人和希腊联军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最后希腊联军通过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城。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小亚细亚时,他随身携带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护身的短剑,另一个就是《伊利亚特》 。他每天晚上都把这两样东西放在枕头下面。《伊利亚特》对他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亚历山大大帝在整个东征过程中,都是在透过“伊利亚特”之眼来看他所经过的地方,甚至通过“伊利亚特”来规划他的行程。


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时,他停留在了特洛伊。特洛伊在当时完全不是军事重地,而他在此处停留,只是想要重现伊利亚特中的场景。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经常把自己看成荷马笔下的英雄阿喀琉斯。这是一个完美的“书籍即是权力”的例子:一个伟大帝王在书的引领下,向现实世界进发,改变了现实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另一个有关古代帝国与书的故事,是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英雄史诗,它讲述了公元前两千多年、苏美尔时代的英雄吉尔伽美什的传说故事,并汇集了两河流域许多神话传说。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故事都属于口传文学,即便是书面文献,也都是刻录在石碑和泥板的。这似乎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书”不太一样。但我们可以把“书”看作一种比喻,用“书”这个词来统称一切形式的书面文字,以及他们所承载的内容。《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这样一本“书”就曾经有过“失而复得”的经历,和《伊利亚特》一样,也通过影响一位有影响力的帝王、从而影响了它所在的世界。


公元前七世纪,古亚述帝国的国王亚述巴尼拔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收藏了很多以楔形文字书写的文书和石碑,同时也努力搜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口传文学资料。史诗《吉尔伽美什》就是他搜集到的最重要的一部“书”。据说,当亚述巴尼拔国王第一次听到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时,他就被深深震撼了。他在远古时代的英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类历史的延续性。


亚述巴尼拔国王对《吉尔伽美什》的搜集整理促进了它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流传。随着部落的发展及其生活范围的扩大,《吉尔伽美什》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文化凝聚力”,在亚述帝国日渐广袤的疆域中创造着共同的文化记忆,以“软实力”的方式对帝国统治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亚述巴尼拔国王因为受到了吉尔伽美什的深刻影响,也将这位古代英雄的精神带到了他自己的帝国统治中。


在亚历山大大帝和《伊利亚特》的故事、以及亚述巴尼拔国王和《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中,书籍都是和统治机构的权力捆绑在一起的。无论是远征的帝王还是建图书馆的帝王,无论是写书的诗人、史官、还是行政系统中普通的书记员,他们本身就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书”和“书”中的思想通过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他的统治机构,得以从上而下灌输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从权力的中心,走向权力的对立面


事实上,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时期,由于书写和受教育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书籍”在几千年之内一直都处于权力的中心。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印刷时代的到来而改变了。印刷术改变了书籍对世界的影响方式:书,不再是统治者手中的权杖,而变成了颠覆原有统治体系、重组社会权力架构的特殊力量。


要明白这一点,让我们回到十五世纪的欧洲,在那里,发明家古登堡发明了西方的活字印刷术。


我们都知道古登堡是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者,他的发明被广泛认为是人类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印刷术带来了圣经经文的普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 。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现代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这种颠覆性影响的产生却是个意外,当时没人意识到它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不但发明和推广印刷术的人没有想到,连这项发明最大的受害者——欧洲教会一开始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恰恰相反,教会一开始是欢迎古登堡和他的印刷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古登堡最早印的宗教性文书是“赎罪券”。“赎罪券”是欧洲中世纪宗教史上臭名昭著的一项发明,因为教皇宣称教徒可以通过购买教会颁发的“赎罪券”来为自己消灾免罪,从而在教会中孳生了大量腐败。古登堡在此时和教会是合作关系。


印刷赎罪券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古登堡因此赚了很大一笔钱 。后来他又转向了印刷圣经的生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行本圣经”,又叫“古登堡圣经”。在此之前,圣经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耗时耗力,制作成本高昂,一般民众根本买不起。而“古登堡圣经”尽管定价仍然不菲,但却已经在普通人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教会最初对此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他们觉得“古登堡圣经”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然而,伴随着印刷本圣经越来越广泛的流传,教会逐渐有了危机感。当民众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圣经的时候,教会对经文及其阐释权有着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控制。而现在他们正失去这种控制。印刷本圣经的广泛流传还促成了欧洲各个语种对圣经的翻译,打破了教会对拉丁文圣经长时间的垄断。


古登堡通过印刷产业建立了一个新的资本帝国;通行本圣经的广泛传播最终撼动了教会的权威。而在东方,佛教僧侣也曾借助印刷术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印刷佛教经文,从边缘挑战中心,在与儒家精英的思想竞争中,一度与之分庭抗礼,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信仰。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书写技术的革新都会大大降低书籍的生产成本。而一旦成本有了质的降低,一系列的变化就会随之发生。有趣的是,最早采用新技术的人,往往是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但在利用这些新技术方面,当时处于精英文化圈边缘的佛教僧侣们要比那些身处高位的儒家士大夫们积极得多。他们在印刷佛教经文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加上许多佛教经文本身篇幅都很短,最后就使得广大民众很容易就能接触到佛教文本,从而增加了他们皈依的可能性。


除了给宗教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印刷术还改变了书籍作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我们前面提到过,在人类发明书写技术以来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书籍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它本身甚至就是权力机构的产品。然而,印刷术的推广提高了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教育水平。一方面,它几乎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潜在的读者;而另一方面,它也催生出一大批独立的“作者”。这些作者不再托身于宫廷或官僚系统,他们逐渐向边缘漂移,最终站在了权力的对立面,成为了它的批判者。



影响一群人和一代人


但是,除了直接与权力捆绑或者自下而上颠覆社会权力架构,书籍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更加潜移默化、但也更加深远的影响世界的方式。这就是当某些“书籍”被社会中大部分的民众所熟知和阅读、从而进入了社会文化基因的时候。


这些书是教育的基石,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伦理和道德框架。普克纳教授管这样的“书”叫作社会的“文本基础设施”。那么,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可以被称为“文本基础设施”的重要的“书”呢?


古希腊社会中,几乎所有读书识字的人都会读荷马,而且有许多人其实是通过读荷马才掌握了阅读技能的。所以荷马的作品就像是古希腊人的教科书,它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文本基础设施”。再比如希伯来圣经,它不仅仅是一部“书”或一个故事。它更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内核,把越来越多的人和部族吸纳到这个文化体系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伯来圣经也属于“文本基础设施”。


事实上,当某个社会或文化所积聚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文本基础设施”就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圣经曾经吸引过众多的教徒。而在古希腊,由于它的文字属于字母文字,学习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在他们在许多地方推广希腊文明的过程当中,古希腊的“文本基础设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希腊管辖区内,很多人都能比较容易地掌握读写技能。


作为“文本基础设施”的这些书,不仅为社会中的受教育人群提供了基本的读写训练教材,也为他们提供了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框架。通过读书,作为个体的人就能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叙事当中、也置身于一个更有意义的宏大整体中。


什么叫做“强有力的叙事”呢?简单而言就是有阐释力的故事框架。在普克纳教授看来,思想最好的载体就是故事。故事中的思想是活的,它在叙事中得到的是生动的“呈现”,而不是生硬的分析和论述。


在古代世界中,哪怕是专门讨论哲学问题的“书”,有很多也都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的。比如柏拉图,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但他写的都不是哲学论文。他讲哲学的方式就是创造一个一个的角色,通过角色的对话和行动来表达哲学思想。其它宗教文献也是如此。佛教经文、基督教的福音书,还有儒家经典《论语》,都不是抽象的论文,而总是把教义渗透在故事中。


当你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或许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被牵绊在一堆无聊的琐事中。但重要的是,透过他们,你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有内在“因果律”的世界。某个人物在某个情境下做了某种选择,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出于历史的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他的个人选择,还是周围人的合力产生的作用?从一个故事的起点到终点,有无数种可能的进展路线,为什么故事中的人物偏偏只走了那一条路?一部“书”的思想,就隐藏在故事的因果律中。它引发人们思考,让他们在历史中阅读自身,也提供给他们一套阐释世界的伦理框架。这是所谓的“文本基础设施”中比较深层次的一个面向。



新的书写时代,新的权力革命


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正在见证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又一次书写技术革命。如果说印刷术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读者,那么网络的诞生则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作者。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了平等的写“书”的机会。事实果真如此吗?在网络空间中书写的普通人,真的比从前的人拥有更大的影响世界的权力吗?


书写技术演进的历史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一个普及化、民主化的故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权力也有可能借助新技术变得更加集中。比如,古登堡的印刷技术一方面稀释了教会的权力,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印刷术在当时属于比较复杂和尖端的技术,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所以客观上反而促进了资本和权力的积聚,而不是分散。


在计算机和网络时代,尽管我们也能轻易找到某些个案说明普通人在新时代中得到了更多的书写权力,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网络创造了一个新的制造文本的空间架构,它重新定义了“书”的创作、流传和阅读方式。


在这个空间架构中,有些人的写作仍然以印刷时代的“作家”写作为目标。他们期待成为职业作家,写出有原创性的作品,也想要得到对这个作品绝对的拥有权。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我们却似乎看到了历史的回流。他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有独特标签的个人性作家,而是成为一个“明星作家”或是一个“作家品牌”。他们拥有团队,有很多人都以他们的名义参与创作。而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其实都是集体的或匿名的,作品归属权并不清晰。


总之,网络空间的创作再次挑战了人类对书写形态的认知,而书写形态的改变也必将会带来社会权力的重组。然而,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不曾充分预见到印刷术将要带来的深刻影响一样,今天的人们也无法确知社会权力将以怎样的方式重组,也无法预见到这部“笔尖上的世界史”又将要如何续写。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书”,曾经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类的文化;而在当下,在未来,它也将继续从根本上塑造我们的文化。


这,就是“笔尖上的世界史”。而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每一期都会讲一本曾经影响了世界的书。你将在书桌前、在旅途中,和孩子、和家人,一起听这世界上最有学识的人,讲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书。一百期节目之后,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是,你曾经站在喜马拉雅的顶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瞰过这个辽阔的世界。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撰稿编译,由蒙灯录制,魔声互娱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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