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白话商君书-算地第六

算地，就是计算土地。这一节中商鞅论述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与强国的关系。“算地”是为了“任地待役”，即以地养战，保证军队的力量。其具体内容有：土地面积要和所居住的人口相适应；国土中山林、湖泊、溪流、都邑、道路、农田的比例要合理。而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是为提高民众从事农耕的积极性，篇中指出国君要充分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制定严苛的法令堵塞显荣佚乐之途，以“利出于地”、“民资藏于地”的政策迫使百姓将力量投入到开荒种地上。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实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的情况，那是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其所拥有的土地；也有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情况，那是土地面积超过了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其拥有的土地，就要致力开垦荒地；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徕人口开荒。开垦荒地招徕外民，国力将成倍地增长。人口超过了其拥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的财力物力就不会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而放纵民众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行政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上上下下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小。所以君主统治国家利用土地的比例应该是：山林占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十分之一，薄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明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五百亩土地国家得到的税收，足以养活一个士兵，这是地力还没有充分利用。土地方圆百里，能派出兵士一万人，是因为人数少于土地数。所以，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城市乡村道路足够民众居住，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物资，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战事结束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以地养战的规则。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粮食还不够用来供养兵卒、装满粮仓，可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和没有土地一样；人口众多却不能利用，和没有民众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是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统一奖赏的条件。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依附于农耕；民众依附于农业，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行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集中到对敌国作战上；集中于对敌作战，就一定能获胜。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之常情，朴实就会劳作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人贫穷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以出力为易事就会不怕死而乐于被君主使用，权衡利弊就会害怕刑罚而以劳苦耕作为易。以苦为易就能够尽地力，乐于被君主使用就会最大地发挥兵力。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尽地力又能够让百姓效死，名和利就都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是：饿了就要寻找食物，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就会违背礼制；追求名誉，就会丧失人的本性。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对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丧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不好而生命也有危险，他们仍然不停止，这是因为利益的关系。那些古代的名士，穿的衣不蔽体，吃的不能填饱胃肠，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伤害自己的五脏，这样的人物很多，这不是正常的人性，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之所在，民众就会趋向它。

君主掌握着给予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使国家名利双收的原因，是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审视权力来操控名利，审视统治方法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为君之术，也是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统治失误却不危险，君主统治方法失误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审视统治政策，大臣想要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依附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考虑利害对敌作战。农耕，是民众认为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危险的事。民众肯做自己认为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利害的衡量。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衡量自己的利益，死也会考虑自己的名望。对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仔细考察。利来源于土地，那么民众就会尽力耕地；名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作战。在国内让民众尽力种地，那么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土地又不荒芜，富强的局面便唾手可得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国君卖力做的，都不是国家当务之急的事情。他们身上有尧舜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之人的过错。请让我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放弃统治方法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自身修养好可功绩却少。所以，任用读《诗》、《书》的空谈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任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任用勇士，民众就会强悍而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能够赚钱，那么民众就会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任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空谈之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心志高洁，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因为周身就是他们的资本。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在国外到处寻求势力来依附。挟带藉以安身立命的资本，归附于私门，就是像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而功成名就。圣明的君主不是能够用世上容易做到的驾驭难以做到的，一定是用难以做到的来驾驭容易做到的。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以出力为易而以技巧为难；世人有技巧，则以智慧为易而以出力为难。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破坏了治国的禁忌。所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已经错了。

人之常情是：用尺量的东西会选取长的，用秤来称的东西就会选取重的，衡量个人的得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思量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要求的办法很多。在内役使民众依附于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制定很多禁令来限制民众农战以外的才能，任用民力来杜绝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推广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民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就会朴实；民众朴实，就会安于居所而厌恶外出。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收入来源寄托在土地上，而很少能够凭借欺诈在外安身。民众将收入来源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朴实，而凭借欺诈在外安身就会疑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国外疑惑，所以他们从事农耕尽力而作战时能够集聚团结。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财物就会增多，作战能够集聚团结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财物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凭借欺诈投身外国，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根据国情从事根本之业就能治理得当。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制定了民众却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手段；赏赐，是用来辅助刑罚的手段。羞辱劳苦，是人民所憎恶的；显荣逸乐，是人民所追求的。所以，如果国家的刑罚不令人惧怕，而爵禄不能吸引百姓去追求，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能够躲避逃脱，那么百姓就邪僻放纵而不惧怕刑罚，就会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荣不出于一途，那么官吏就要攀附权势贵族来获取名誉。百姓不避国家的禁令，所以触犯刑罚的情况就要繁多。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名目繁多而又错乱，就使国家的奸行多。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荒废，国家就贫穷。土地荒废，民众中会有欺诈产生；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位列朝班，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锦衣玉食，百姓就会贪图他们获得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忠于职守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以自己的奸巧为夸耀的资本。原本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手段，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手段。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以忠于职守为耻，制定刑罚，而人们以犯法为荣。这就是在法度方针上有弊病。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统治方针，封官授爵来奖励民众，按照功劳来任用群臣。这样，上上下下就会平衡。上下平衡，臣民就能为国尽力，国君也就能掌握统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