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白话商君书-农战第三

农战，就是指农业和军事。商鞅认为，重农重战是治国、强国、富国的根本。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要使百姓高度重视农战，就要以农战作为奖赏的唯一条件，让一切利益都由农战得来。同时，要排除干扰民众积极从事农战的因素，亦即贬学抑商。商鞅认为“乐学”、“事商贾”将使人心浮荡，国力衰退。所以堵住这些人获得名利的其他途径，就能够从根本上遏制浮华空谈之风。文章多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反复对比论证，并多处采用递进、排比句式，增强了说服力。商鞅的农战思想在短期内提高了秦国的国力，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通常君主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却是农业和军事。现在民众求取官爵都不是凭借农耕和作战的功绩，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叫做使百姓怠惰。使百姓怠惰的国家，统治必然软弱无力。统治软弱无力，那么国力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农战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因此不专心农战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放纵。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赏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他事务。民众不苟且谋求其他事务，力量就会增强。力量增强，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能够得到。”所以那些豪杰之士都不惜改变自己的本行，而专门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好的可以得到高位，次一点也能得到一官半职；而那些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搞手工业，凭借这些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如果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行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满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样民众就会专心于农战。民众专心农战，那么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爵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认为官爵不可能靠国家制定的用人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上朝便曲意逢迎君主，回家便琢磨怎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他们就会在下面玩弄权术。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玩弄权术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财利。如果这样的话，下面希望升迁的官员便说：“财产多了，就能得到想要的高官。”并且还说：“我如果不用金钱财物贿赂上级来求得升迁，那就像用猫做诱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假如用为官任职的实际政绩呈给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牵着已经断了的绳子想爬上弯木一样，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搜刮钱财来贿赂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现在，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卑微，家庭贫穷，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来往议论中会达成同样的认识，就会改变从事农战的想法。豪杰之士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人物；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人们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用这种现实来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军队的实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用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起用那些头脑太灵活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力量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里面出现一个学《诗》、《书》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搞手工业的人，那么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不按照法规选用官吏。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政治清明；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天下的办法没有别的，就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国君根据才能和智慧来用人，那么聪明的人就会察言观色根据君主的好恶做事，为官处理政务也千方百计迎合君主。因此，国家选用官吏不遵照用人的法规，国家就会混乱而没有统一的政策法令，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民众从事的其他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撂荒呢？《诗》、《书》、礼制、音乐、为善、修身、仁爱、廉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事务，君主就无法让民众防守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进犯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进犯国家也一定会贫穷。若国家没有这十种东西，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被赶走；如果发兵前去征伐他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征伐，就一定会富足。注重耕战的国家以耕战的优势进攻，以耕战的优势进攻的国家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以不实的想法去进攻，以不实的想法进攻的国家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成为圣人和明主的人，并不是能任意地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辨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不得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众人七嘴八舌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涨脑，国中的民众也懒散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从事学习，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数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贫困而危险。就像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蟘（te四声） 、蚼蠋等害虫虽然春生秋死，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多年歉收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应一百个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蟘（te四声）  、蚼蠋（qu二声zhu二声）等害虫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有一捆，每家有一卷，对治理国家也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不是改变现状的办法。所以以前君主转而依靠农耕和作战来突破困境。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去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能够使用的民力不足。因此，其他诸侯国就乘其衰弱来侵扰它，乘其衰微来进犯它，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思放在农业上。专心务农，那么民众朴实而好管理，诚实就容易役使，一定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作战，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重土难迁；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亲附君主并且死心塌地的遵从，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从事农耕的缘故。民众不听从管理效力国家，是因为他们看见空谈游说的人逢迎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轻松又可以赚钱，就一定会逃避农耕。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不在意自己居住在什么地方。不在意自己居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心涣散不能凝聚。所以英明的君主实行农战政策，就是要凝聚民众。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就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农战政策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化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最关键原则，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赐，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不等君主封爵加禄，民众便从事农战；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拼死效命。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却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防御设施，占据有利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入侵，这样威胁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那些学习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的民众，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凝聚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急而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士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废话连篇花言巧语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华美的言辞，而不去探求这些言论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向他们学习。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议论纷纷。普通百姓喜欢这样做，王公大臣也这样做。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怠惰；务农的人怠惰，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去以谈说为业，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游走混饭吃并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统治措施。如果国家凭空谈任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强军辟壤，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采用一个办法，把民众的力量集中到农业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