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白话商君书-更法

更法，就是变法。《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登基的时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于是，秦孝公发奋图强，酝酿变法强国。本篇记载了秦国以商鞅为代表的革新派与以甘龙、杜挚（zhi四声）为代表的守旧派围绕变法与否展开的激烈争论。商鞅极力鼓舞秦孝公不畏流俗，尽快实行变法。他指出建立礼法的目的是“爱民”、“便事”。所以，只要是强国利民的礼法制度就可以施行。针对保守派的质疑，商鞅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事实说明变法才能图强，以“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反驳因袭守旧的迂腐之论，断言“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促使秦孝公下定变法决心。本篇是存世《商君书》中唯一一篇论辩形式的文章，文中商鞅以古论今，在对前代历史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滔滔雄辩中展现了他的治世之才。

译文如下：

秦孝公同大臣商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陪侍在孝公的左右。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研究修正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的位置做了国君后不忘国家社稷之事，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却又担心天下人批评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行动迟疑不定就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批评您。何况做出比他人高明的行为的人，一向会被世俗所非议；有独特见解的人，也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聪明的人却能预见到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迹象。’‘百姓是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创某件事的，而只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追求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众人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按照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驾轻就熟，百姓也安适。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更改礼制教化百姓，我担心天下人要批评国君了，希望君王认真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世俗的言论。平庸的人固守旧的习俗，死读书的人局限于他们听过的道理。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遵守成法，却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旧有法度的事情。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称霸诸侯。 所以聪明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无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我还听说：‘效法古代法制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希望国君仔细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应该遵循哪一种礼制呢？伏羲、神农施行教化不施行惩罚，黄帝、尧、舜虽然施行惩罚但却用刑不重,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严格的法令。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法条、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就像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一样。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一定都用一种方式，对国家有利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的；商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灭亡的。既然如此，那么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要予以谴责，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