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总序 | 宋朝士人对于意境的追求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宋朝美学”十讲。我是邓小南。上一节里我们介绍了宋朝的文化风气，这一节我们就来解读宋朝士人对于意境的追求。

雅俗兼备

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先生对此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只聚焦于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在当时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下，“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

禅宗强调持平常心，注重“当下”，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新儒学的产生，和禅宗的影响有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

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宋真宗景德年间释道原纂集之禅宗灯史）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景德传灯录》

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先生则说：“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正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日用而不知”的。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从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扬之水先生曾经说：“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生活俗事、民间俗语，都可能有其雅致趣味，都可以入画入诗。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后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黄庭坚也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

画作中的意境

雅俗相通，诗书画也都相通。苏轼曾经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黄庭坚更将人世间的情景与自然界的江山联系起来，他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

我们讲宋朝的艺术、美学，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筑。其中，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涵着当时文化菁英的学养与情操。

以画作为例，对我们观察宋朝社会文化生活、体悟士人的思维世界很有帮助。艺术史本来应该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人为分开了。当然，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家对画作的认识角度不同。艺术史家往往是将特定背景下的画卷“拉”出来，进行聚焦式的情境分析；历史学者则倾向于把书画材料“推”进特定的背景之中，作为观察时代的一个“窗口”。绘画中不仅反映生活场景，也存在“政治主题”；画作可能是权力的显现，也可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当年的创作活动、书画收藏与欣赏、书帖与画谱的编纂，本身就可能蕴含着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画师的艺术才赋，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

▲《十八学士图》（局部） 南宋 刘松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朝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宋朝画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传画，或者展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圣德祥瑞，或者规谏针砭时政，这些都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鲜活反映，也让我们注意到通过画作引导舆论、占据文化制高点的努力。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宋朝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结交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间接回应。

▲《临流独坐图》北宋 范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书画欣赏的外行，从我的角度来观察，我们会觉得，宋朝的画作，尤其是山水画，可能呈现着当年画家“观天下”的方式和感悟。曾经有学者指出，今人说到画卷的时候，通常是说“看”画，但是古人会说“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说文》里说“观”是一种“谛视”，是指凝视、审视，不是写生意义上的透视，而是包含了内心体悟的凝视和洞察。山水画作的“高远”、“深远”、“平远”，其实是出自作画者、观画者内心对于山川的全景式体验。这种“观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们的“天下观”。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说到宋画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画境、诗境、心境，这些是贯通彼此、浑然一体的。

▲《万壑松风图》南宋 李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简约”之美

宋朝艺术有很多突出的特点，既有细致绵密，也有洗练简约。比如南宋画家梁楷的人物画，有工笔有简笔，其简笔画作体现着“参禅”的兴味，率真简捷，所谓“萧萧数笔”“神气奕奕”。

宋朝的瓷器，也渗透着美学的简洁韵味。宋瓷多为纯色，不像后世的瓷器那么堂皇绚烂，但它带给我们一种淡雅自然的感觉，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

▲ 宋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简约，是宋朝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而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方面，他们也认为简约是值得倡导的合理方式。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以瓷器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和清绝雅致、隽永端庄的风范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对浅俗的风格，比如说一些瓷器上写着“忍”，或者“孝子”“贤妻”这类字样，这样的一些器物肯定也为世俗所喜爱。宋人画卷、文学作品常热衷描写市井生活。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地体现出贯通于两宋的文化风情或者说文化特质。

艺术品味的多元

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斗茶图》南宋 刘松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名臣孙何在其奏疏《论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原则，认为是制度建设、治国理政的关键。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备，以简约带动详博，新制度旧传统吸纳互补，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

《朱子语类》里面记载，南宋时朱熹跟他的学生谈话，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所以精和粗、理和气、雅和俗都是并列一体，逐渐深化，相互发明的。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韩淲是南宋中期的人物，他在诗作里也说：“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意思也是说，自古至今，雅和俗这两者是可以互相积聚滋养，互相会通的。宋朝这样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弃疾为例，我们知道他的生活颇为坎坷，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他个人的文学作品风格也是多元的，体现出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也反映着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勾勒民间生活场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等等。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

▲《稼轩公画像》江西省铅山县西山辛姓族藏辛弃疾画像

雅与俗，关系着宋人融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游于艺”是当时士人活动的方式，是他们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也是他们雅俗兼备的艺术风习。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一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前面讲到宋朝立国的基本环境，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朝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众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代中，士人对于他们自己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整体框架下认识的。

我是邓小南，感谢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