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讲:王安石变法,苏轼会站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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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讲:王安石变法,苏轼会站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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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苏轼:千古文豪修炼之路》生平篇第8讲:王安石变法,苏轼会站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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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讲到了苏轼第一份正式官职就遇到了一个不好对付的顶头上司陈希亮,不过,后来苏轼也渐渐明白了陈希亮的良苦用心。转眼间,苏轼已经在陕西凤翔呆了三年多,回到京城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欢迎大家收听《细说苏轼:千古文豪修炼之路》之生平篇第八讲:王安石变法,苏轼会站哪边?



苏轼在凤翔府呆了三年多,现在终于回到京城,公元1065年,这一年苏轼3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大好时节。两年前,仁宗皇帝驾崩,年纪轻轻的英宗皇帝即位。


英宗皇帝久闻苏轼的文名,苏轼一回京,就想要破格将苏轼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这个重任,知制诰专门负责掌管起草皇帝的诏令,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职位非常重要,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一职务晋升而来的。


当朝宰相韩琦认为,苏轼虽然是了不起的人才,今后自然会被朝廷重用,但关键在于朝廷要善于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信服他,那时再重用人们就不会有异议了。而现在如果一下子把他提拔到这样的高位,人们未必信服。这样反而会害了苏轼。


宋英宗皇帝又想让苏轼修起居注,修起居注就是负责掌管记录皇帝的言行,韩琦也不赞成,他认为修起居注与知制诰的地位差不多,不可以马上授予苏轼。


韩琦看到皇帝这么想重用苏轼,就建议皇帝给苏轼一个能接近皇帝的馆阁的职务,但要先考试。宋英宗说:不确定能否胜任的才需要进行考试,而苏轼的才能是有目共睹的,他还需要考试吗?宋英宗想不用考试,就直接授予苏轼馆阁之职。从中可以看出,宋英宗皇帝对苏轼也是相当器重的。


但是韩琦仍然坚持认为,苏轼年少资浅,未经考试,不可授予馆职。皇帝没有办法,但又想使用苏轼这个人才,怎么办呢?只能听宰相的,让苏轼参加考试呗!


于是,苏轼又参加了一次制科考试。前面我们说过,苏轼在仁宗皇帝的时代,参加过一次制科考试,得了“百年第一”。宋朝300年历史中,一共组织了22次制科考试,只录取了41人。而苏轼竟然破天荒参加了两次制科。


这一次制科考试,是专门为苏轼设置的,考生只有苏轼一人。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苏轼在这次制科考试中,又一次夺得最高等级——第三等。这在宋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苏轼真是一个千古少有的奇才。


通过考试,苏轼名正言顺地进入馆阁,来到皇帝身边,担任了编修国史的官员,一下子便跻身上流社会。苏轼在史馆任职,有机会饱读大量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和名人绘画,对其文学造诣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但老天似乎总是喜欢和苏轼开玩笑,每次苏轼迎来人生辉煌时,就会有一连串不幸的事情发生,阻挡他继续前进。这一次也不例外。正当苏轼通过考试,终于来到皇帝身边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的年仅27岁的妻子王弗却在这年五月不幸去世。紧接着,在苏轼担任馆阁职务一年之后,他的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了。按照规定,他必须辞职回家为父亲守孝三年,三年之后才可以重新担任官职。


话说,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发生了重大变化。赏识他、重用他的宋英宗36岁就去世了,而继位的是更为年轻的只有20岁的宋神宗。


宋神宗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当时的北宋内忧外患,处于积贫积弱的尴尬局面,宋神宗深感屈辱,他一直想要改革北宋的弊政,富国强兵,于是重用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好的,但过于激进,步子跨得太大,他在短时间内连续颁布很多到新法令,包括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等。理想很饱满,但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了很多问题,造成了朝野上下的纷乱。


朝廷也自然而然地分为了两派,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的这一派,被称为新党。欧阳修、司马光等这些元老重臣认为新法存在很多弊端,不赞成这场变法,而被称为旧党


而宋神宗皇帝年轻气盛,他渴望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而不是小打小闹地修修补补。于是,在两派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宋神宗坚定地站在变法派一边,完全忽略了反对派的那些合理的意见。因此,很多元老忠臣觉得十分失望,相继离开朝廷。此时,为了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十分需要更多的得力的干将支持他,所以一些善于拍马屁的小人趁机混进朝廷,成为变法派的一员。


而苏轼刚一回到朝廷就被卷入了这场激烈的变法之中。


苏轼本来就认为王安石变法太过激进,加上他发现新法在推进过程中确实产生了的一些弊端,让他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反对派的一边。耿直敢言的苏轼多次上书弹劾新法,王安石知道后颇感愤怒,就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弹劾苏轼的过失,苏轼深感人心险恶,不愿意再在这样的是非之地待下去了,于是便向宋神宗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担任官职。


宋神宗虽然对苏轼和他唱反调非常不满,但是当他听到苏轼想要外任,心里很不是滋味。苏轼这么有才华,宋神宗也想重用他,可是苏轼偏偏不站在自己这一边。无奈之下,苏轼就被外派到杭州,官职为“杭州通判”。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也承认,自己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他哪一边都不是。由此可见,在对待变法的问题上,苏轼并无成见,他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将百姓的利益放在党派之争之上。这才是苏轼精神中最为伟大、最值得尊敬的一点。



公元1071年的初秋,苏轼携带一家人乘船离开汴京,前往杭州。到达杭州时,尽管已经是严冬,但终于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让苏轼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他对于眼前的这个新世界充满了信心。那么苏轼到达杭州之后,在地方上是否能够大展身手呢?让我们期待下一讲:苏轼与杭州的“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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