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中庸】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吗

大家好！ 

研读《中庸》思想和精神，是在反思中阐明并发扬其积极维度，拓展东方思想中对当代世界的新意义。在21世纪讨论《中庸》，意味着“中庸”精神不仅仅具有局部性个体性的意义，还可以着眼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从而确定《中庸》在汉语语境当中的意义及其在历史话语中的价值。

在这之前，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首先《中庸》的作者是谁？《中庸》的作者,在历史上的说法可谓很多，已然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值得仔细的分析。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的学问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意思就是说，子思、孟轲的学问和《中庸》很有关系。司马迁郑玄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史记》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孔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考据司马迁的说法，“子思作中庸”无大问题，但年龄六十二有问题。经过专家的考证，子思年龄八十二岁。

汉代孔鲋《孔丛子》的记载可以作为《史记》补正。《孔丛子》说，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孔丛子》说了“困于宋”的重要情节：是说子思16岁到宋国，宋国大夫乐朔和他探讨《虞》《夏》。

乐朔说：《尚书》中《虞书》、《夏书》等四篇都是很好的。而这些文章以下直到《秦》、《费》等篇，都是仿效尧典舜典的话，根本比不上《虞》《夏》二书。

子思这一位16岁的少年回答道：事物的变化是有限度的，只是看它恰当不恰当。假如让周公和尧舜互换时代，那么《尧典》《舜典》也就和《周书》差不多了。

乐朔回答道：凡是写书都是为了教化民众，应该简洁易懂为好。像这些书，故意使用难以理解的词语，不是很繁琐吗？

子思正色地回答道：《尚书》含有深奥的哲理，通过文字训诂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人因此认为这些书高雅而不浅俗。喜欢浅俗的，鲁国那些偏僻小巷里边有和你相同的看法的人。我回答他们说，“道”必须传授给理解他的人，如果传授给非其道的人，这个“道”就毫无价值。你怎么和鲁国那些小巷胡同里边的那些普通人的看法相似?!

乐朔很不高兴，离开后，说：“这个小孩子侮辱我”！乐朔众多的徒弟说，子思的祖先在宋国，但是宋、鲁两国历来有仇恨。我们去围攻他！于是将子思围困起来。

宋国的国君听到后，亲自赶去营救子思。终于免除了危险之后，子思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文王被囚禁在羑里而做《周易》，孔子枉屈围于陈、蔡之地而作《春秋》，如今，我被困在宋国，难道不应该做些事情——写本著作吗？于是，撰写《中庸》49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两篇，表明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人专门研究《中庸》。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所作，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李翱在《复性书》中阐释发挥《中庸》的思想，力求建立儒家的心性理论体系。

南宋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这些说法，大多认为《中庸》的作者就是子思及其弟子。

总体上看，从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而形成儒家知识基本的谱系，子思上承曾参，而下启孟子，在儒家的道统传承当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中庸》也成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理论纲领。

但是《中庸》的作者是子思，还有不同的意见。自宋代开始，学术界怀疑思潮兴起，《中庸》作者为子思的说法，不断受到质疑。欧阳修对《中庸》作者是子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子思的学说和孔子思想不完全符合。比如《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在孔子尚必须学，则《中庸》之所谓‘自诚而明，不待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乎？”所以《中庸》，“所传之谬也”。

南宋的叶适也表示了怀疑。清朝的袁枚等因为《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而必然是更晚时期才出来的。 

清朝的崔述认为，“《中庸》探颐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就是说，《中庸》议论文字非常繁琐，而且很复杂隐晦，总是想把精微的哲学道理阐释得极其深奥。它和孔子和孟子这两部书《论语》和《孟子》好像完全不是一个同类，这是可疑的。而且，与《论语》差别很大，与《孟子》差别很大，它怎么会搁到一起，是它们之间的过渡？结论是：《中庸》必非子思所作。

冯友兰，北京大学的哲学家则认为，“《中庸》中又有‘载华岳而不重’之言，似非鲁人之语”。而且，他所论的命、信、诚、明等等看法，结合孔子、孟子比较看，阐释更为详明示，似孟子之说而加以发挥，所以《中庸》是秦汉时期孟子一派的儒者所作。

大体说了这样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几乎剥夺了《中庸》是子思的著作权。王国维说：地下之出土文献和地上之文字文献，可以互相印证，称为“二重证据法”。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儒家14篇当中，可以看到属于子思的作品，起码有《缁衣》、《五行（读音heng）》两篇。而《缁衣》出于《子思子》。

通过文献考订，也可以发现今本的《中庸》成书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中庸》前面是语言体，后边是论述体。有人认为，《中庸》和《诚明》（就是后面部分所讨论的集中主题）原来是两部书，在其后发展当中，这两篇或者两本书才被编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中庸》。

其实，子思之后，孟子最先引用过今本的《中庸》多处，如《孟子》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而得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这段话可以在《中庸》第二十章来比较一下。《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而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文字几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庸》引《孟子》，恰恰相反，是《孟子》引子思《中庸》。哲学家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论证《孟子》这段文字晚于《中庸》，证明是《孟子》引用了《中庸》。

另外还有一个旁证，孟子之后，荀子所作《不苟》篇与今本《中庸》也有密切的关系。但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不仅说《中庸》，而且说到了“诚”，表现出把二者融在一起的倾向。说明《中庸》成书早于孟子、荀子时代，使得那些所谓《中庸》晚出于孟子、荀子的“秦汉说”难以成立。

至于冯友兰认为《中庸》中有“车同轨，书同文”，所以成书一定是在秦代以后，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管子》也说过这样的话，“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可见，比《中庸》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

到了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了汉代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据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去世于公元前402年，一共活了82岁。而孟子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372年，子思过世以后，孟子才出生。换言之，子思死了30年以后，孟子才出生，所以孟子一生没有见过子思，只能说他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弟子，间接接受到子思的影响。 

思孟二人在思想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系。受到子思思想的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其子思的学说，逐渐形成“思孟学派”。可以说，从孔子到子思的中介是曾子，这倒不仅仅因为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相传，而且因子思曾经向曾子或子游学习，在精神上是导师，在取向上具有思想的一致性。所以《二程集》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这是基本符合历史的事实的。 

可以说，子思是战国初年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后世不断对他加以尊敬提升，被尊为“述圣”。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个学派，从师承关系上可以这样来看待。子思学于孔子高足曾参，孟子又学于子思的弟子。从《中庸》的基本观点和孟子的思想比较来看，其源流也大体如此。二者只是思想详略不同，而没有精神本质的区别。从此以后，子思作《中庸》或者子思及其弟子作《中庸》的说法，为历代著述家哲学家所遵从。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尤其是清代以来，将中国古籍加以怀疑，看作伪书的“疑古派”大多相当武断。那些怀疑论者大多只摘出这些古籍当中的只言片语或者细节末节而大做文章，在方法论上非常偏激，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得出的结论往往离题万里，空疏无当，非常片面。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根本靠不住，是一种学风不正的表现。

这种怀疑论和疑古论却导致学术界长期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使得中国古代经典的重要意义在怀疑论的有色眼镜下不断的空洞化虚无化，这实在是应该重新加以清理。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的“道统”传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与其弟子经过扩充浓缩精炼而修成的《中庸》一书，最终成为儒家心性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而被南宋的朱熹列为“四书”当中尤其重要的一本。

各位朋友，下一集，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