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大学】王国维——王静安：静安之后才能虑和得

大家好！王国维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大转折，他35岁，从文学《人间词话》“境界说”、戏曲研究，转向到“国学”研究，也是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学问的精神的一个表征。

他的国学研究比较广泛，甲骨文研究、史学研究，大胆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可见王国维的思想，在学过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后，他有了全新的世界性的眼光，这也是他学问高度的一个基础。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王国维的老师罗振玉和王国维率领全家避居到了日本，一待就是五年之久。

这五年，王国维的治学从过去的哲学、翻译、文学、境界说转向了重要的经、史、小学（文字学）。他完全是从国家危亡角度出发，决定自己学问的定向。甲骨文发现以后，被法国、英国很多国家拿走了，所以王国维急切地研究殷墟甲骨文，做出了《殷墟书契前编》等等，又从甲骨文研究进入了历史研究《殷周制度论》。可见他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关起门来不闻天下事的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而是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

王国维和罗振玉做出了很多的关于殷墟书契的研究，以及中国先秦的历史考证。到了41岁的时候，他才回到自己的祖国。于是1922年到1927年，王国维46岁到50岁时候，他转向了第四个方向——研究蒙古史。

为什么他要研究蒙古史呢？因为中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在一些大国想瓜分、分裂中国的企图下，蒙古即将被分裂出一部分叫做“外蒙古”。王国维嗅到了这种国家分裂的前兆，开始研究《蒙古秘史》，研究《蒙古史》。可以说王国维的每一步学问都和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紧密相关。

王国维年轻的时候努力学习外语、日语、英语，为中华民族找到西方的现代化的门禁。然后未果，开始发扬民族的文学之新、心理学的“境界说”。文学不能够救国，于是他开始研究甲骨文、还有敦煌的轶文。不然就会出现甲骨学、敦煌学在西方的惨痛的局面。这是一个学者多么深重爱国的拳拳之心啊。当中华民族、中国大地即将被列强分裂，外蒙古即将独立出去的时候，王国维开始研究蒙古史。

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三次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都被王国维拒绝了，最后勉强同意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当他49岁的时候，清华委任吴宓筹办国学研究院， 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同意了。 他一方面在研究蒙古史料、文献校注等等，还开出了关于经学、小学、音韵学、金石学、中国文学等等课程。但是当他精深研究还没有完全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惨痛的消息传来。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年仅50岁。他口袋里边发现了遗书，里边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民国到今天，可以说已经百年了，人们都在猜测，都在研究。

各种说法当中，我比较认同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所撰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里边有这样的一段话：“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的一生实践了《大学》——“大人之学”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他充分的让自己停下来，这个地方停下来是停于浮躁之前，停于这个社会的动荡之前，把自己的学问的目标锁定：为这个苦难的民族而学问。一个人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民族，就会记住他，他就会名垂青史！“定而后能静”，他的心态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所居之处。“静而后能安”，就能安泰，就不妄动。所以他的名字叫王国维，字号王静安。“安而后能虑”，才能够深刻的去思考。

你看看他，哲学阶段、文学阶段、文字学、考古学阶段，最后史学阶段，一步步地深入，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思索前进的出路。“虑而后能得”，他最终通过自己的学问，取了一个丰硕的丰碑。我认为，王静安先生在所有的学者当中，是20世纪最优秀的那一位。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他研究学问，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名字的两个重要的节点上。

 “静”，他很内向（内省），很安静，他平常话很少，从不介入学界各种圈子，从不交权贵，不羡慕荣华富贵，更没有什么享受。平常在书斋里边深居简出，刻苦读书，生活简朴，交友不广。死后仅仅剩下一墙壁的书，而没有金钱留给他的孩子们。他在文学、美学、文字学、史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尤其在甲骨文、经文、简牍文、石经、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元史研究、青铜器、碑刻、度量研究、甲骨文研究、敦煌研究等等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有一天，我请教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我说：“先生，您已经快百岁了，而王国维50岁就去世了。请问您的学问和王国维先生相比，是超越了呢，还是平分秋色？” 季先生的脸色很凝重，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没有超过王国维先生。因为王国维先生能够定、能够静、能够安、能够虑，而后得。而我们这一代却不能静。”

这对我们21世纪的学者们提出一个警告，做学问，如果不能“定”，不能“静”，不能“安”，就不能“虑”，最后就不能“得”。所以，“大学之道”让我们“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验证。王国维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总结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就此，著名学者梁启超才认为：“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且为世界之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