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 汉武帝借“钱”发挥的工具:刻字金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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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1:西汉铜六博棋盘




本集文物2:西周浮雕饰铜钟



本集文物3:阮铭金饼



本集文物4:红色玛瑙耳珰



本集文物5:云纹三角形铜匕首



本集文物6:云纹伞形铜器与石范

 


上一集,咱们讲到,古代南方文明和中原文明,很早就开始了融合,当时南方的很多器物,都带着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些融合的证据,在广西博物馆里随处可见。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您就能领会了。


比如,广西博物馆的另一件文物——西汉铜六博棋盘,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铜制棋盘,出土于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它长了四条腿,看上去有点像小炕桌,只不过非常迷你,通高只有9厘米,棋盘边长30厘米左右,是古人用来玩六博棋的。


六博,据说是中国象棋的鼻祖。双方各持六个棋子,其中最重要的棋子叫“枭”,“乱世枭雄”的那个“枭”,相当于象棋的老将。棋手杀死对方的这个主将,就算胜出,的确跟象棋很相像。不过呢,这种棋的具体玩法,还有点类似今天的飞行棋——因为下棋走的步数多少,要靠“投箸”的方法来决定。“投箸”是什么呢?其实就很类似咱们今天的掷骰子。掷出多少就走多少步,这可不是飞行棋吗?


六博是战国到秦汉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游戏,据说,汉朝的几位皇帝都很沉迷。这种游戏的器具,出土在广西,充分说明西汉时代中原文化已经在向南方渗透,民族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另外,1958年出土于广西横县的西周浮雕饰铜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高68.5厘米,由于钟的上面有个长长的立柱一样的“甬”,所以属于“甬钟”,它的甬长达到20.5厘米,重34千克。在它的鼓部,装饰着从古代龙纹、鸟纹衍化而来的“窃曲纹”。

 

这件东西在广西出土,但和同时代中原地区的编钟,已经几乎没有差别。后面咱们讲到湖北博物馆,我会跟您分享编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曾侯乙墓编钟,年代上比广西博物馆这件要更早,但是它们形制上差异很小。这说明,南方已经有很中原化的文化痕迹了。


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秦汉时期,中原和南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不断的交锋却让双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到了西汉,南方的百越民族、各个方国,一个个被纳进了汉朝大一统的系统里。广西博物馆收藏着的几枚金饼,就是证明。


金饼,就是金子做的饼。西汉规定了很多种黄金的法定铸币形式,金饼是其中一种。金饼分大金饼和小金饼。大金饼,有一斤重;小金饼,重量只有大金饼的十六分之一,也就是一两重。广西博物馆一共收藏了三枚比较重要的金饼。其中名气最大的,是1971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的“阮铭金饼”。

 

这枚金饼直径6.5厘米,饼正面的中心凹陷,看上去像一块小版新疆烤馕。别看体积小,重量可足足有约250克,相当于西汉时代一斤的重量,这可是一枚“大金饼”。在这块金饼上,用潦草的笔迹,刻着一个“阮”字,就是梁山好汉阮小二的那个“阮”。


事实上,把金子做成饼状,这种做法战国时代就有了。到了西汉,类似的金饼很多,除了广西博物馆,陕西西安、宁夏固原、辽宁凌源、湖南常德等地,都有发现。光是在西安的谭家乡遗址,一下就发现了219枚这种金饼。


这种金饼在西汉时代,主要是朝廷在用。黄金,是所谓的“上币”,几乎由国家垄断,一般老百只能用普通的钱,也就是所谓的“下币”。上币,是朝廷用来进行赏赐、馈赠、大宗交易、购买军火使用的。这些黄金,主要来源于臣子赎罪缴纳的罚金,以及买爵位所花的钱,还有一种,就是诸侯王和列侯缴纳的“酎(zhòu)金”。


汉武帝时代,国家大一统的形势越来越明显。汉武帝为了削弱诸侯分封的势力,成天找诸侯王和列侯们的“茬儿”。元鼎五年,汉武帝借口要祭祀,要求各诸侯进献所谓的“酎金”。当时的形势,诸侯王、列侯早已经抗衡不了中央的实力,听到皇帝召唤,各个诸侯王哪敢不上交,交上来的,很多就是这种金饼。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个荒谬的传闻,说是当年中国给苏联交苹果,苏联人拿个套,套苹果的大小,大了不要,小了也不要。可是这个场景,在汉武帝那儿,一点都不荒谬,诸侯交上来的黄金,汉武帝恨不能拿个卡尺趴在那儿量。他借题发挥:“你交的这个——成色不好!你交的这个——含金量不足!”总之挑三拣四,百般刁难。最后,以酎金的好坏成色作为借口,一次性就废掉了列侯106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酎金失侯”,也叫“酎金夺爵”。


这以后,交酎金,就成了汉武帝的一种制度。古籍记载,如果缴纳的金子成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意思就是,如果您是诸侯王,那就消减封地;如果您是列侯,对不起,您识相点自己下岗。


到最后,交纳租税、搞祭祀都开始使用黄金。汉朝的权力,通过这些金灿灿的黄金,慢慢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个人手中。从这个角度看,黄金在汉朝的大一统进程里,发挥了很大作用。


而西汉所有这类金饼上,都会有一些戳记。有的会在金饼凹面的中心,印上一些字,称为“主印”,比如“租赁”的“租”、“金黄”的“黄”等等;还有的,还会加刻一些字,作为所谓的“辅印”。有个别金饼,一面有字还嫌不够,还会在背面凸起的这一面,甚至在边轮上也弄上字。这些字,有的是用来判断成色好坏的,比如“十二”,就是“十分之二”的意思;有的则用来表明金饼的用途,比如“而且”的“且”字,通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俎”字,意思是这枚金饼用于支付祭祀费用。

 

至于广西博物馆这枚金饼上有个“阮”字,其实很有可能是地名,也就是表明金饼是哪里上交的,比如金饼上要是有个“五、六”的“六”字,指的就是古代庐江地区的六县,今天安徽的六安附近。汉代,带“阮”字的地名有很多,比如说“五阮关”、“九阮郡”等等地方。广西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阮铭金饼”,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广西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枚上面有“大”字的金饼,“大”字是说这枚金饼造得太大,不符合标准,不要了!

 

 “大”铭金饼


广西境内出土的这些金饼,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到了汉代,古代百越先民开创的南方文明,已经逐渐与中原的文明融合。为什么?汉朝廷强制缴纳的黄金金饼,出现在这里,就能说明问题。从典章制度,到饮食服饰、语言文字、行为方式,南方地区逐步融入到整个中原文明体系。今天,咱们要想再看到一些百越民族当年的遗风,只能从壮族、黎族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身上,才能看到个轮廓。


不过,南方文明和中原文明的融合,不全是一边倒。在生活细节上,南方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还是很明显。


在广西博物馆,收藏了一些古代的耳饰——最典型的,是东汉时代的“红色玛瑙耳珰”,广西合浦县九只岭出土,长2.1厘米,棕红色。器体打磨得非常光滑,半透明,腰鼓形,两端为喇叭状,一头大一头小,中间有穿孔。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流行的造型,材质上,除了有玛瑙,还有琉璃。《孔雀东南飞》里有一句诗“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就是这个珰。

 

秦汉之前,中国妇女不怎么戴耳饰,唐朝妇女,也没有戴耳饰的习惯。耳环、耳坠、耳珰这种穿刺身体式的装饰,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汉朝以后,中原妇女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民族的影响,才开始戴耳饰。咱们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看到先秦后妃们个个戴满耳饰,其实都是有违史实的。

 

不过,就算中原姑娘们戴上了和南方姑娘一样的耳珰,南方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总体来说还是太有限。中原对南方的同化,在秦汉以后已经势不可挡。比如陈列在广西博物馆的西汉时期大铜马,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大铜马体型高大,昂首挺胸,通高117厘米,长112厘米,背宽30厘米。分头、耳、身躯、四肢、尾九段,分开铸造,再统一装配起来。您只要到了博物馆看实物,或者看看照片,肯定就能联想起咱们介绍过的东汉铜奔马,或者是汉朝车马俑——两者简直看着跟表兄弟似的,百越民族的独特风格,其实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想看到真正古代百越民族的文明痕迹,我们就必须向前追溯历史。在广西博物馆,更早时期的文物,一下子就把古代南方文明的独特性,体现出来。比如战国时代的云纹三角形铜匕首,1992年从广西南宁邕江的水下打捞出,通长30.9厘米,刃宽7厘米,至今几千年,仍然是色泽金黄。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匕首的刃呈锐角三角形状,而其他同时代的中原制式匕首,差不多都是柳叶形。而且,这把匕首也没有剑镗、护手,也没有血槽。匕首的把手非常华丽,刻着细线云纹和凿点纹,一看就和同时期中原武器截然不同。


我们把历史再往前倒一倒,会发现古代南方文明的特征更浓。比如春秋时期的“云纹伞形铜器与石范”。所谓石范,简单理解,就是制作青铜器时,用石头做的铸造模子。有了石范,当然就说明春秋时期,南方已经能熟练地制造青铜器。其实,中国南方古文明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追溯。甚至应该说,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其实要早于夏商周三代的所谓中原文明,或者叫黄河文明。


以往,很多朋友有个错觉,就是南方百越之地,应该是野蛮落后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事实。广西博物馆也好,其他博物馆也好,都收藏了很多考古得来的证据。事实证明,中国南方古文明,不但非常厉害,甚至起源都比夏商周三代要早得多


今天,在江西发现了仙人洞遗址、在湖南发现了玉蟾岩遗址,都被确定在距今8000—9000年前,个别标本的年代甚至达到了一万多年以前。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大量陶器,从探方的钙板层里,还发现了最早的人类种植水稻痕迹。大家想想,同时代,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连影子都还没有。即便是咱们介绍过的仰韶文化,也要再过几千年,才会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


如果咱们把时间再向前推,那南方的文明发祥时间,更是早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咱们都知道,智人是从非洲向全世界迁徙的。根据全球基因图谱显示,大概在距今10万年前,智人第二次走出非洲。大致在2-3万年前,智人进入中国。而他们进入中国的路线之一,就是从中国的云南、广西一带进入的。当时,全球海平面比现在低,所以智人当年迁徙的路线,今天很多都已经在海里了。换句话说,未来中国人“走出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最初,很可能也是当年“走进来”的同一条路。


古代南方文明航海文化发达,是否与此有关,我们还缺乏明确的证据。但是航海文化,正是古代南方古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三、四文化层,发现过木桨、独木舟、陶制的船模型;在桐乡罗家角遗址第三文化层,发现过独木舟的遗骸。在之后良渚文化时期的吴兴钱山漾遗址、杭州的水田畈遗址,都发现了船桨遗骸。同时,古代越民族基本文化特征之一的段石锛,大量出现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古代南方先民有多么先进,航海的能力有多么强大。后世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开辟者,理应归功于他们。

 

好了,咱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寻古之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不过,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是古人,沿着更古老的足迹,一点点开辟出来。那么,有没有什么道路,是不完全依靠自然环境,基本依靠人类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呢?


答案是有的。从下一集开始,咱们就一起到人类古代工程奇迹——京杭大运河上去看一看,开启咱们的运河博物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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