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 汉武帝借“钱”发挥的工具：刻字金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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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1：西汉铜六博棋盘

本集文物2：西周浮雕饰铜钟

本集文物3：阮铭金饼

本集文物4：红色玛瑙耳珰

本集文物5：云纹三角形铜匕首

本集文物6：云纹伞形铜器与石范

上一集，咱们讲到，古代南方文明和中原文明，很早就开始了融合，当时南方的很多器物，都带着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些融合的证据，在广西博物馆里随处可见。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您就能领会了。

比如，广西博物馆的另一件文物——西汉铜六博棋盘，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铜制棋盘，出土于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它长了四条腿，看上去有点像小炕桌，只不过非常迷你，通高只有9厘米，棋盘边长30厘米左右，是古人用来玩六博棋的。

六博，据说是中国象棋的鼻祖。双方各持六个棋子，其中最重要的棋子叫“枭”，“乱世枭雄”的那个“枭”，相当于象棋的老将。棋手杀死对方的这个主将，就算胜出，的确跟象棋很相像。不过呢，这种棋的具体玩法，还有点类似今天的飞行棋——因为下棋走的步数多少，要靠“投箸”的方法来决定。“投箸”是什么呢？其实就很类似咱们今天的掷骰子。掷出多少就走多少步，这可不是飞行棋吗？

六博是战国到秦汉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游戏，据说，汉朝的几位皇帝都很沉迷。这种游戏的器具，出土在广西，充分说明西汉时代中原文化已经在向南方渗透，民族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另外，1958年出土于广西横县的西周浮雕饰铜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高68.5厘米，由于钟的上面有个长长的立柱一样的“甬”，所以属于“甬钟”，它的甬长达到20.5厘米，重34千克。在它的鼓部，装饰着从古代龙纹、鸟纹衍化而来的“窃曲纹”。

这件东西在广西出土，但和同时代中原地区的编钟，已经几乎没有差别。后面咱们讲到湖北博物馆，我会跟您分享编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曾侯乙墓编钟，年代上比广西博物馆这件要更早，但是它们形制上差异很小。这说明，南方已经有很中原化的文化痕迹了。

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秦汉时期，中原和南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不断的交锋却让双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到了西汉，南方的百越民族、各个方国，一个个被纳进了汉朝大一统的系统里。广西博物馆收藏着的几枚金饼，就是证明。

金饼，就是金子做的饼。西汉规定了很多种黄金的法定铸币形式，金饼是其中一种。金饼分大金饼和小金饼。大金饼，有一斤重；小金饼，重量只有大金饼的十六分之一，也就是一两重。广西博物馆一共收藏了三枚比较重要的金饼。其中名气最大的，是1971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的“阮铭金饼”。

这枚金饼直径6.5厘米，饼正面的中心凹陷，看上去像一块小版新疆烤馕。别看体积小，重量可足足有约250克，相当于西汉时代一斤的重量，这可是一枚“大金饼”。在这块金饼上，用潦草的笔迹，刻着一个“阮”字，就是梁山好汉阮小二的那个“阮”。

事实上，把金子做成饼状，这种做法战国时代就有了。到了西汉，类似的金饼很多，除了广西博物馆，陕西西安、宁夏固原、辽宁凌源、湖南常德等地，都有发现。光是在西安的谭家乡遗址，一下就发现了219枚这种金饼。

这种金饼在西汉时代，主要是朝廷在用。黄金，是所谓的“上币”，几乎由国家垄断，一般老百只能用普通的钱，也就是所谓的“下币”。上币，是朝廷用来进行赏赐、馈赠、大宗交易、购买军火使用的。这些黄金，主要来源于臣子赎罪缴纳的罚金，以及买爵位所花的钱，还有一种，就是诸侯王和列侯缴纳的“酎（zhòu）金”。

汉武帝时代，国家大一统的形势越来越明显。汉武帝为了削弱诸侯分封的势力，成天找诸侯王和列侯们的“茬儿”。元鼎五年，汉武帝借口要祭祀，要求各诸侯进献所谓的“酎金”。当时的形势，诸侯王、列侯早已经抗衡不了中央的实力，听到皇帝召唤，各个诸侯王哪敢不上交，交上来的，很多就是这种金饼。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个荒谬的传闻，说是当年中国给苏联交苹果，苏联人拿个套，套苹果的大小，大了不要，小了也不要。可是这个场景，在汉武帝那儿，一点都不荒谬，诸侯交上来的黄金，汉武帝恨不能拿个卡尺趴在那儿量。他借题发挥：“你交的这个——成色不好！你交的这个——含金量不足！”总之挑三拣四，百般刁难。最后，以酎金的好坏成色作为借口，一次性就废掉了列侯106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酎金失侯”，也叫“酎金夺爵”。

这以后，交酎金，就成了汉武帝的一种制度。古籍记载，如果缴纳的金子成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意思就是，如果您是诸侯王，那就消减封地；如果您是列侯，对不起，您识相点自己下岗。

到最后，交纳租税、搞祭祀都开始使用黄金。汉朝的权力，通过这些金灿灿的黄金，慢慢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个人手中。从这个角度看，黄金在汉朝的大一统进程里，发挥了很大作用。

而西汉所有这类金饼上，都会有一些戳记。有的会在金饼凹面的中心，印上一些字，称为“主印”，比如“租赁”的“租”、“金黄”的“黄”等等；还有的，还会加刻一些字，作为所谓的“辅印”。有个别金饼，一面有字还嫌不够，还会在背面凸起的这一面，甚至在边轮上也弄上字。这些字，有的是用来判断成色好坏的，比如“十二”，就是“十分之二”的意思；有的则用来表明金饼的用途，比如“而且”的“且”字，通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俎”字，意思是这枚金饼用于支付祭祀费用。

至于广西博物馆这枚金饼上有个“阮”字，其实很有可能是地名，也就是表明金饼是哪里上交的，比如金饼上要是有个“五、六”的“六”字，指的就是古代庐江地区的六县，今天安徽的六安附近。汉代，带“阮”字的地名有很多，比如说“五阮关”、“九阮郡”等等地方。广西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阮铭金饼”，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广西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枚上面有“大”字的金饼，“大”字是说这枚金饼造得太大，不符合标准，不要了！

 “大”铭金饼

广西境内出土的这些金饼，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到了汉代，古代百越先民开创的南方文明，已经逐渐与中原的文明融合。为什么？汉朝廷强制缴纳的黄金金饼，出现在这里，就能说明问题。从典章制度，到饮食服饰、语言文字、行为方式，南方地区逐步融入到整个中原文明体系。今天，咱们要想再看到一些百越民族当年的遗风，只能从壮族、黎族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身上，才能看到个轮廓。

不过，南方文明和中原文明的融合，不全是一边倒。在生活细节上，南方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还是很明显。

在广西博物馆，收藏了一些古代的耳饰——最典型的，是东汉时代的“红色玛瑙耳珰”，广西合浦县九只岭出土，长2.1厘米，棕红色。器体打磨得非常光滑，半透明，腰鼓形，两端为喇叭状，一头大一头小，中间有穿孔。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流行的造型，材质上，除了有玛瑙，还有琉璃。《孔雀东南飞》里有一句诗“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就是这个珰。

秦汉之前，中国妇女不怎么戴耳饰，唐朝妇女，也没有戴耳饰的习惯。耳环、耳坠、耳珰这种穿刺身体式的装饰，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汉朝以后，中原妇女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民族的影响，才开始戴耳饰。咱们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看到先秦后妃们个个戴满耳饰，其实都是有违史实的。

不过，就算中原姑娘们戴上了和南方姑娘一样的耳珰，南方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总体来说还是太有限。中原对南方的同化，在秦汉以后已经势不可挡。比如陈列在广西博物馆的西汉时期大铜马，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大铜马体型高大，昂首挺胸，通高117厘米，长112厘米，背宽30厘米。分头、耳、身躯、四肢、尾九段，分开铸造，再统一装配起来。您只要到了博物馆看实物，或者看看照片，肯定就能联想起咱们介绍过的东汉铜奔马，或者是汉朝车马俑——两者简直看着跟表兄弟似的，百越民族的独特风格，其实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想看到真正古代百越民族的文明痕迹，我们就必须向前追溯历史。在广西博物馆，更早时期的文物，一下子就把古代南方文明的独特性，体现出来。比如战国时代的云纹三角形铜匕首，1992年从广西南宁邕江的水下打捞出，通长30.9厘米，刃宽7厘米，至今几千年，仍然是色泽金黄。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匕首的刃呈锐角三角形状，而其他同时代的中原制式匕首，差不多都是柳叶形。而且，这把匕首也没有剑镗、护手，也没有血槽。匕首的把手非常华丽，刻着细线云纹和凿点纹，一看就和同时期中原武器截然不同。

我们把历史再往前倒一倒，会发现古代南方文明的特征更浓。比如春秋时期的“云纹伞形铜器与石范”。所谓石范，简单理解，就是制作青铜器时，用石头做的铸造模子。有了石范，当然就说明春秋时期，南方已经能熟练地制造青铜器。其实，中国南方古文明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追溯。甚至应该说，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其实要早于夏商周三代的所谓中原文明，或者叫黄河文明。

以往，很多朋友有个错觉，就是南方百越之地，应该是野蛮落后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事实。广西博物馆也好，其他博物馆也好，都收藏了很多考古得来的证据。事实证明，中国南方古文明，不但非常厉害，甚至起源都比夏商周三代要早得多。

今天，在江西发现了仙人洞遗址、在湖南发现了玉蟾岩遗址，都被确定在距今8000—9000年前，个别标本的年代甚至达到了一万多年以前。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大量陶器，从探方的钙板层里，还发现了最早的人类种植水稻痕迹。大家想想，同时代，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连影子都还没有。即便是咱们介绍过的仰韶文化，也要再过几千年，才会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

如果咱们把时间再向前推，那南方的文明发祥时间，更是早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咱们都知道，智人是从非洲向全世界迁徙的。根据全球基因图谱显示，大概在距今10万年前，智人第二次走出非洲。大致在2-3万年前，智人进入中国。而他们进入中国的路线之一，就是从中国的云南、广西一带进入的。当时，全球海平面比现在低，所以智人当年迁徙的路线，今天很多都已经在海里了。换句话说，未来中国人“走出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最初，很可能也是当年“走进来”的同一条路。

古代南方文明航海文化发达，是否与此有关，我们还缺乏明确的证据。但是航海文化，正是古代南方古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三、四文化层，发现过木桨、独木舟、陶制的船模型；在桐乡罗家角遗址第三文化层，发现过独木舟的遗骸。在之后良渚文化时期的吴兴钱山漾遗址、杭州的水田畈遗址，都发现了船桨遗骸。同时，古代越民族基本文化特征之一的段石锛，大量出现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古代南方先民有多么先进，航海的能力有多么强大。后世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开辟者，理应归功于他们。

好了，咱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寻古之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不过，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是古人，沿着更古老的足迹，一点点开辟出来。那么，有没有什么道路，是不完全依靠自然环境，基本依靠人类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呢？

答案是有的。从下一集开始，咱们就一起到人类古代工程奇迹——京杭大运河上去看一看，开启咱们的运河博物馆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