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 当皇帝需要集齐哪七枚玉玺？

-现在加入，有福利哦-【添加小助手*微*信*：xmlyjun，备注“博物馆”即可进入】你将获得独家分享的博物馆干货资料及展览信息、举行线上趣味活动，参加活动更有惊喜小礼物送出。注：不正确备注不予通过哦；由于人数较多，小助手将在48小时内处理申请消息，请耐心等候。

本集文物1：西汉裂瓣纹银盒

本集文物2：船纹铜提筒

本集文物3：文帝行玺

本集文物4：右夫人玺

大家好，我是河森堡。

上一集里咱们说过，宋元时代是海上丝路发展的巅峰期，那隋唐之前，海上丝路是什么样的呢？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吧？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还得再向前追溯。今天，我就带您来到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在这儿，咱们会找到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传”故事。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主体，是发现于1983年的西汉南越王墓。这家博物馆的位置，在今天的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上，越秀公园的西边。南越王墓，是咱们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如今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墓的墓主人，就是历史上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mò）。

赵眜这个人，在历史上存在感很低。历史上真正有名的，是首任南越王，赵佗，也就是墓主人赵眜的祖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攻灭六国。紧接着，就派五十万大军南下，征讨百越。赵佗，就是这支远征军的副总指挥。

赵佗雕像

秦始皇为什么要打百越？原因很复杂，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很多研究者倒是提出了一种看法，说这些南下攻打百越的军队，都不是秦国的嫡系部队，而是平灭六国的过程中，秦朝收编的原六国部队。这么说，不完全是猜测。证据之一，就是这支军队历任统帅的籍贯。这支征南大军的统帅，一开始是国尉屠睢（suī），有关他的信息不多，其籍贯我们无法确证。接替屠睢的任嚣，是孔子的弟子任不齐的七世孙。任不齐，是楚国人，向前追溯，任嚣自然也是楚人。至于副统帅赵佗，则是今天的河北正定人。如果这支军队，真是不得秦皇信任的非嫡系，那他们当年南下的时候，斗志恐怕不会多高昂。您想想，远离故土，向神秘的南方开拔，放在那个时代，和送死也没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经过长达5年的艰苦征战，公元前214年，这支大军最终还是占领了岭南地区，南海郡、象郡、桂林郡成为了秦朝三郡，由任嚣担任最高长官。

可没想到，秦朝亡得那么快。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在这之前，任嚣就已经病倒了。听到秦朝灭亡的消息，这任嚣不知道是太悲伤还是太激动，就一命呜呼病死了。岭南地区的总指挥权，从此落到了赵佗手里。

秦这一亡，原来六国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纷纷重新割据。岭南一下子成了权力的真空地带，没人管了。赵佗一想，这正好啊，于是马上下令，切断一切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联系，关上岭南大门，自己当家作主人。等汉朝建立起来之后，赵佗评估了一下形势，决定暂时还是对汉称臣，南越做汉朝的附属国。不过，称臣归称臣，岭南事实上仍然是独立的。

本来双方相安无事，但是，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却打算兼并岭南。这下赵佗不干了，干脆自己当皇帝，号称“南越武帝”，反过来攻打汉朝。汉朝估计没想到南越国这么能打，吕后一死，就果断从南方撤军了。赵佗的势力从此越来越大。南越国最强盛的时候，势力范围包括了今天的广东全境、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部分地区，以及海南岛、香港、澳门还有越南的一大部分地区，实力非常雄厚。一直到汉文帝时代，汉朝派使者去和赵佗谈判，赵佗这才除去了“皇帝”的称号，以诸侯王的姿态，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的领导。据说，赵佗在汉武帝时代才去世，活了一百多岁。但是，赵佗一死，南越国的局势便急转直下，在20多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12年，就被汉武帝灭掉了。

据说，赵佗本人在死前吩咐，下葬时，丧车要从四座城门同时开出去，不但如此，还要设置很多疑冢，对盗墓严防死守。三国时代，据说孙权就专门安排人，想找到赵佗的墓，结果无功而返。直到今天，初代南越王的墓到底在哪里，都还是一个谜。

南越王博物馆这座二代南越王的墓，其实也是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发现的。

这座西汉南越王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且唯一饰有彩绘的石室墓。它的平面，呈“士”字形（士兵的士），坐北朝南，南北长10.68米，东西最宽处达12.24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墓葬里出土了很多重要文物，比如印玺、铜鼎、甬钟、带钩、玉佩、玉剑，等等。其中，有一件文物，在众多随葬品里显得特别扎眼，它与众不同，带着异域风情——这是一件带有浓烈波斯风格的物件。

这件东西，按照文物命名方法，被称作“西汉裂瓣纹银盒”。顾名思义，就是个银制的盒子，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器重572.6克。出土的时候，它被装在了南越王两脚下的“足箱”里。整体来看，银盒呈扁球状，器物表面，工匠用“捶揲（yè）法”压制出了一个个凸起的、像蒜头一样的泡状花纹。

我们为什么说它带有波斯风格呢？裂瓣纹，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裂瓣纹，是非常古老的一种纹饰，最早能追溯到古亚述时代。在咱们中国，这样的纹饰很少见，而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等地，却分布得很广泛。今天，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大流士金碗，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薛西斯金碗，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阿尔塔薛西斯银盘，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裂瓣纹”器物。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图片，您就能发现，我上面说的那些金碗、银盘，和南越王墓里出土的这件银盒，形制相似度绝对在90%以上。

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多次提起过“波斯”。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宋元时代的文物，有波斯风格可以理解。这南越王是秦汉之际的人，怎么他的墓里也发现了波斯风格的随葬品了呢？

这就要从波斯的历史说起了。波斯文明其实非常悠久，古代波斯的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如果从波斯第一帝国建立开始算，也是公元前6世纪的事了，相当于咱们的春秋晚期。古代波斯，很早就和中原民族有来往。以往，我们比较关注双方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来往。南越王墓里出土的文物告诉我们，波斯和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来往，很可能是通过海上。裂瓣纹银盒，就可以作为这种推断的佐证。

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南越王墓的这件裂瓣纹银盒，加工过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原产，第二次是改造。本土工匠加工改造时，在银盒盖顶上，加焊了三个小榫子，银盒底部的圈足，也进行了改造。可以想象，当年这件东西进口以后，本土的工匠，按照汉代盒“盖上有钮，器底附圈足”的设计习惯，重新把它设计了一遍。既然需要重新设计，那么，原物是舶来品的概率，就相当大。而裂瓣盒要传进来，考虑到南越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南北不通的历史背景，它从陆上丝绸之路来的可能性很低，从海上来的可能性倒非常高。

而且，要证明南越国时期，广东地区已经有了频繁的对外海上交流，这件银盒还不是孤证。在南越王墓的东耳室，专家发现了一只“船纹提桶”，桶上清晰地画着当年百越民族乘船征战、押送俘虏的场景。而在主棺室和西耳室，则出土了4枚直径1.1厘米的金花泡，球面形的泡体上，装饰着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的图纹，这种图纹，在当年的地中海沿岸经常能看到。在南越王墓的西耳室，甚至还发现了21.22克的乳香，以及五根典型的非洲象牙，每支长度都在1米2以上。所有这些文物，件件都透露出海洋的气息，不难想象，南越国的对外海上交流，应该是很顺畅发达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安徽巢湖市北头山1号墓，也都发现了形制类似“南越王墓银盒”的银豆、银盒、银盘、镀锡铜盒，等等。它们跟南越王墓的这件银盒，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说明，裂瓣纹当时的影响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可能是通过海路而来。

南越国之所以能发展壮大，除了海外交流带来的好处，也跟他们重视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有关。据说，赵佗在接待汉朝使者的时候，不管自己叫皇帝，而是自称“蛮夷大氏老”。从这称呼，咱们就能看出，赵佗在当地很受拥戴，百越各族都很支持他，从中原来的秦军后裔，和当地人也融合得很不错。不过，从南越王墓的随葬品来看，赵眜这位“二代皇帝”身上，百越民族的影子就已经很淡了，赵眜走的还是中原民族的传统，这从他的印玺上就能看出来。

当年发掘南越王墓的时候，考古学家是如何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呢？是随葬的印玺，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些印玺，有遵守汉制的地方，也有打破汉制的地方。印玺里最重要的凭据，是“文帝行玺”金印。“文帝”，是赵眜的称号，专家就是凭这枚印玺，才认定了墓主人的身份。秦汉时期，天子用玺都是采用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之前，咱们讲到过西汉的“皇后之玺”。那枚皇后用的玉玺，非常小。在南越王墓里发现的这枚“文帝行玺”，尺寸也不大，高只有1.8厘米，宽只有3厘米。但是，“皇后之玺”是玉制的，这枚却是金制的。印为方形，印面阴刻着“文帝行玺”四个小篆体字。再看印钮，是一条蜷曲着的龙。汉朝皇帝、皇后用的玉玺，印钮都是螭虎，而南越王的这枚玉玺，直接用上了龙，算是彻底打破了汉制惯例。

这枚“文帝行玺”，也是咱们国家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还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除了“皇后玉玺”和“文帝行玺”，今天在日本，还收藏着一枚秦汉时代的著名玉玺封泥“皇帝信玺”，据说是秦始皇的。这三块著名的印玺或者封泥，今天都是研究秦汉印玺制度的重要文物。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又是“玉玺”，又是“行玺”，又是“信玺”，怎么名字还不一样？这都什么意思？根据汉朝蔡邕写的《独断》一书记载，天子拥有“皇帝六玺”，也就是说，皇帝一个人，要有六个印玺。分别是“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还有一枚传国玉玺，传说中是用和氏璧做成的。完整的“皇帝玉玺套装”，是要集齐这七颗印玺的！

而南越王墓中，我们在赵眜的腰腹位置，一共发现了九枚印玺，它们今天都陈列在南越王博物馆里。其中有一枚玉制“帝印”，印台长宽各2.3厘米，通钮高1.6厘米，是按照汉朝制度制作的，和“皇后之玺”很类似，就连印面刻的字，字体都很像。出土的印玺里，还有5枚龟钮印玺。墓主赵眜自己有一枚金印，印面刻着“泰子”——泰山的泰，儿子的子。这并不是说，赵眜把自己比喻成泰山的儿子。泰山的泰，实际上是“太阳”那个“太”的通假字，所以您想一下，这其实是枚“太子”之印，说明赵眜曾经是储君，是皇帝的法定继承人。除了赵眜自己带着印玺，在墓里，还有四位殉葬的夫人，她们也都各有印玺，分别是“右夫人玺”金印、“左夫人印”鎏金铜印、“泰夫人印”鎏金铜印和“部夫人印”鎏金铜印。

值得一说的，是“右夫人玺”金印。汉朝规定，龟钮，可用于从“列侯”到“二千石”之间级别的官员，是臣下所用的制式。但是，龟钮的印玺，只能称为“印”，而不能称为“玺”。“右夫人玺”，虽然是龟钮，但印上刻的字，可是“玺”字，这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但是，四位夫人里，也只有右夫人的印，用了“玺”字，可见，她在各位夫人里，地位最高。在南越王墓里，右夫人的陪葬品也是最多的，包括什么铜镜啊、组玉佩啊之类的。提到这个，大家可能会脑补出一些美好浪漫的幻想了，比如“三千宠爱在一身”啊之类的。然而，事实可能没有那么浪漫，古代女性的境况实在很不妙，就拿这位“右夫人”来说吧，地位虽高，印玺虽能僭越，最终却是活生生做了丈夫的殉葬者，历史上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