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博物院 | 皇宫中真实存在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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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1:孔雀绿釉陶瓶




本集文物2: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



本集文物3:设色梅花天鹅图轴



大家好,我是河森堡。


上一集,咱们在福建博物院里转了转。讲到中原人口南迁时,我们提到过,在隋唐时代,福建地区的人口数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在唐代,福建地区还没有出现像宋代泉州这样的,对“海上丝绸之路”来说非常重要的城市。当时,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是广州。到唐僖宗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才暂时打断了广州的海外贸易发展。


说到黄巢,就不得不提到唐朝“藩镇割据”这个老大难问题。从中唐开始,藩镇问题就很严重,到了唐末,藩镇问题最终演变成了“改朝换代”。黄巢的旧部朱温,杀了当时的唐朝皇帝,建立了后梁,历史上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的历史,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基本上可以用一个“乱”字来概括。军阀混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在南方,南汉、闽、吴越等地方政权相继出现,这些军阀为了扩大财源,都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他们也是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代达到顶峰的真正幕后推手。

公元886年,福建军阀王潮,率领自己的兄弟王审邽、王审知,攻破泉州城。随后,王潮就以泉州为大本营,攻杀战守,最终拥有了整个福建地区。王氏兄弟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召集流民、减轻徭役、鼓励生产。跟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的北方相比,当时的福建,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公元898年,王潮病逝后,他的三弟王审知开始执政,掌管闽国。他继承兄长之前的政策方针,继续休养生息。在王氏兄弟的政策框架里,海外贸易始终非常重要。王审知在位期间,大力招徕全世界所谓的“蕃商”。除了自己的大本营泉州之外,还把福州也开辟成了全新的贸易港,大张旗鼓地发展海商。史书记载,当时的王氏政权,“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福建王氏对外商态度非常开放,外商都愿意到这里来做生意。

那么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当时的贸易发展得非常繁荣呢?福博里就有。


王审知活着的时候,为了联合当时的南汉政权,就叫自己的儿子王延钧,娶了南汉军阀刘隐的二女儿刘华为妻。1965年,在福州市北郊,发现了刘华夫人的墓,墓中出土了种类繁多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一组摆放在墓葬前室的“孔雀绿釉陶瓶”,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如今,“孔雀绿釉陶瓶”已经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福建博物院里。


咱们来仔细看看这组陶瓶,首先,这组陶瓶很高大,通高达到74.5厘米,和一条成年秋田犬身高差不多。器形上,敛口、广腹、小底,远远看上去,上粗下细,有点倒水滴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陶瓶的表面,通体都施有厚厚的“孔雀绿釉”,光看这颜色,就感觉它不像是中国产出的。这种器物,由于烧制的温度只有1100摄氏度左右,胎和釉一次性烧成,所以只能算陶器,而不是瓷。


一开始,有专家提出,这组陶瓶,可能是中国本地工匠,仿照外国器物制作的。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否定这种判断的证据。孔雀绿釉陶瓶,它的釉色很特殊,国外学者称之为“松石蓝”。目前,全世界陆续发现的众多和“孔雀绿釉陶瓶”同类的陶瓷制品,釉面上的颜色,多多少少都有差异。有的时候,蓝色深一点,有的时候,颜色则偏绿。福博的这一组三件陶瓶,颜色近乎深绿色。同样类型的器物,施上差不多的釉,色值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主要是由釉料中铜离子的含量、铅碱之间的比例,以及釉本身的厚度决定的。一般来说,釉料里碱金属的成分高,器物的色彩就偏蓝一点;如果是铅的含量多,器物的颜色就偏绿一点。这类器物,偏蓝的时候,就叫“孔雀蓝釉”,偏绿的时候,就叫“孔雀绿釉”。别看个体与个体之间,颜色差异挺大,但有时候,它们其实都是一种釉色。

我们接着看福博的这组陶瓶,瓶身上有明显的“幡幢(chuáng)状堆纹”。这种纹饰,在中国同时代的陶瓷制品上,基本没见过。研究学者从江苏、广西等地唐代地层出土的陶瓷碎片里,选出样本,拿去和波斯地区出产的、同类陶器的碎片,放在一起比对。结果发现,凡是和福博陶瓶类似的孔雀绿釉,在烧制的时候,大多使用氧化钠作为助熔剂,而且釉里面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非常高。

古代的波斯地区,盛产泡碱,泡碱的主要成分是苏打和碳酸氢钠。那里的人,很早就会利用泡碱和石英砂作为原料,来烧制陶瓷产品。具体做法是,先把泡碱和石英砂两种原料熔制成玻璃。然后,再把玻璃打碎,弄成粉末,加入黏土、着色剂,二次烧制,就制成了这种独特的孔雀绿釉。和福建博物院的“孔雀绿釉陶瓶”同样制法的陶瓶,在伊朗的席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以及伊拉克地区,都有发现。所以,福博的这组“孔雀绿釉陶瓶”,很可能是来自波斯的货真价实的舶来品。


波斯的陶瓶,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军阀夫人的墓里,这说明,在残唐五代,中国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比较成熟。加上福建地区人口增加、拥有航海传统和造船传统这些先决条件,福建作为沿海开放地区,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加入了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南唐都用心经营过福建,其他军阀也没闲着,吴越努力经营杭州,南汉努力经营广州,这几个沿海城市,都成了重要的海洋贸易城市。五代时期军阀打下来的底子,最后都留给了宋王朝。宋朝廷接手后,对海外贸易又很重视。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土狭窄、国家缺钱,宋朝搞好海外贸易的决心也就更坚定。“靖康之变”导致宋朝廷南迁,南迁后的政治中心杭州,离福建很近,各种资源自然也更倾向于给福建,尤其是泉州。总之,几层合力下来,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终于,福建开始步入辉煌时期,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进入巅峰期。

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以贩运瓷器闻名,中国自汉唐以来就十分发达的丝绸贸易,实际上也得到了发扬。1975年,福州北郊发现了南宋黄昇墓,从中清理出大量的服饰和丝织品。这些服饰、丝织品,今天在福建博物院都能看到。

墓主人黄昇,是位女性,出身官宦家庭。她的父亲,是泉州提举市舶使黄朴,掌管南宋外贸大权;她的丈夫,是南宋宗室赵与骏,富贵程度更是不用多说。从黄昇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品,达到了354件之多,其中光是各种服饰,就有201件。从质地上看,这些纺织品种类繁多,绫、罗、绸、缎、纱、绢、绮,什么都有。从用途上来说,也是袍、衣、背心、裤、裙齐备,甚至还有抹胸、围兜这类内衣。除此之外,还能看到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这类女性小件用品。在黄昇的众多精致美衣中,有一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格外精美,令人惊叹的是,这件衣服的重量,仅有区区16.7克,也就是说,还不到半两,还没三个摞起来的一块钱硬币沉,真真是稀世珍品。再看这些衣服的款式,泥金、印金、彩绘、刺绣,甚至是印金填彩,各种装饰技法都用上了,制作异常考究。图案纹饰涵盖了蔷薇、菊花、流苏、芙蓉等等,花样百出,看得人眼花缭乱。大家要知道,织物是有机物,本来就很难完整出土——咱们之前介绍过,甘肃博物馆的绢底平绣人像,是汉朝人衣服上的一处组成部分,出土时已经只剩残破的小块儿了。黄昇墓里这些南宋时代的衣服,虽然还没有汉代那么久远,但毕竟也经历了千年之久,加上福建环境相对湿热,这些衣服、面料能保存得这么完整,真的很不容易。咱们能在福博里看到如此完整的古代衣物展品,可以说是很有眼福了。


从黄昇墓出土的这些丝织品上,我们能看得出来,宋朝时,福建本地的缫丝、纺织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意大利人德安科纳曾记载过,说泉州生产的“刺桐缎”世界罕见,富丽堂皇。除了泉州,闽北出产的“红绿锦”、南安出产的“翁绢”等等,在南宋的时候,也都已经是对外出口的大宗交易品。


到了元朝,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发站,作用变得更重要了。这主要是因为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率军西征,灭掉了阿拔斯王朝,这就导致之前“海上丝绸之路”上空前强大的阿拉伯船队,一下子衰落了下去。元朝的商船队,开始收割阿拉伯人留下来的贸易空白。当时,元朝统治者在对外贸易的态度,比宋朝要更开放,相应地,以泉州为中心的福建海外贸易,自然就更繁荣。后来,明朝的一个福建人周瑛,曾在自己的著作里记载,“元政宽纵,听民与番互市,故海岛居民多货番。”意思就是说,元朝对海外贸易没有什么约束,老百姓可以随便和外国人做生意。当时,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来到过泉州,说1342年,元顺帝脱欢帖木儿,曾经把泉州的绸缎作为礼物,送给了其他国家的元首,泉州的丝绸贸易更发达了。元朝时,泉州地区的丝绸产品,光是花色,就有花宣绢、红绿绢、细绢、山红绢等等,不下几十种。


然而到了明朝,福建繁荣的商贸活动,却开始没落下去,“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衰败期。这主要是由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造成的。

海禁是实打实的,保守也是实打实的。不过,这种保守的氛围,更多地与实际控制了明帝国运行的,明代文人官僚集团有关。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孝宗,在明朝其实还算是个比较勤政爱民、开明宽厚的皇帝。福建博物院的另一件重要文物,吕纪《设色梅花天鹅图轴》,就创作于他当政的时代。

吕纪,是明孝宗时有名的花鸟画大师,风格属于“兼工带写”,传世的作品不少,除了福博收藏的这幅《梅花天鹅图轴》以外,比较有名的作品,还有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狮头鹅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四季花鸟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寒雪山鸡图》、《秋鹭芙蓉图》等等。福博的这幅《梅花天鹅图轴》,在吕纪所有的作品里,属于尺幅比较大的,通长3.4米,通宽则达到了1.84米。由于无款,经过启功先生等名家的鉴定,才确定为吕纪的真品。这幅画,风格柔媚华丽,绚烂精致,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杰作。


据说,福博收藏的这幅《设色梅花天鹅图轴》,是明孝宗朱佑樘(chēng)命吕纪专门画来,送给自己的张皇后的。这幅画,用工笔手法,画了一对八哥、一双蝴蝶在梅花树边嬉戏,画面中心,有一对天鹅,一只侧身曲颈回顾,一只仰望天空,两只天鹅洁白如玉,美丽传神。不难看出,整幅画都有着成双成对的寓意。-如果传说属实,那么,这自然就代表着明孝宗对皇后的一片心意。明孝宗朱佑樘,一辈子只娶了一个女人,就是孝康敬皇后张氏。作为一个古代帝王,一生只娶一个皇后而不纳妃,非常罕见。所以,今天的人们,特别推崇这段感情,说明孝宗是最深情皇帝,史上第一大暖男,把张皇后宠上了天,为了她而“六宫虚设”,听起来特别“玛丽苏”。


史书有载,明孝宗与张皇后的感情确实很好,他们同起同卧,读诗作画,朝夕与共。除了《梅花天鹅图轴》之外,还有一件文物,也见证了这对帝后的爱情。在美国圣迭戈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卷轴,叫做《明孝康张皇后箓(lù)职牒图卷》。什么叫箓职呢?箓,竹字头下面一个录取的录,简单地理解,就是道教的一种“职称文书”。在道教中,教徒只有被授予了“箓”这种职务证书,才能名登天曹,成仙成神。张皇后被授予的神职,叫做“上仙玄君”,意味着她被封成仙女了。这幅卷轴,就是明孝宗弘治六年制成的,上面有52张神仙画像、张皇后的箓牒正文等等内容,汇聚了绘画、书法、织绣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工艺非常精湛,相当能体现明孝宗对张皇后的深厚感情。


明孝宗和张皇后,是历史上少有的、真实地存在于皇宫中的“一生一世一双人”。不过,明孝宗一生不纳妃,可能也不仅仅只是因为爱张皇后。明孝宗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当年十分宠爱万贵妃,导致了万贵妃的专权。宪宗的两任皇后,都因为万贵妃而被废。就连明孝宗自己,小时候都差点没躲过万贵妃的毒手。这给明孝宗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可能也是他无意纳妃的心理动机之一。实际上,一夫一妻,不近声色,也成了明孝宗是个明君的佐证之一,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后世的尊重和支持。他本人推行的改革,在历史上评价不错,由于他废除苛刻的法令,与民休息,国家安宁、百姓安居,所以很多人把他统治的时期称为“弘治中兴”。但是,“弘治中兴”看上去再美,明朝的保守、封闭程度仍然是在加深的。然而,再保守自闭的王朝,也阻止不了市场的大潮。几十年后,到了明穆宗朱载垕(hòu)在位的隆庆年间,皇帝最终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从事海外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这一开关,好么,全世界1/3产量的白银,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再度风起云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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