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 | 汉代女子内衣上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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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1:绢底平绣人像




本集文物2:彩陶刻符号宽带纹钵



大家好,我是河森堡。上一集里,我与您分享了甘肃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东汉铜奔马。在节目的最后,咱们提到汉武帝的“买马外交”大获成功,剪除了匈奴的羽翼,那么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因此而扩大了吗?

当然扩大了。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件文物,绢底平绣人像,从它身上,我们就依稀能看到,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怎样的程度。绢底平绣人像,是国家一级文物,甘博的镇馆之宝之一,只有7.2厘米见方,和一本“小人书”大小差不多,红色绢底有些发暗,在绢底上,绣着两个面目模糊的人物,是用“平绣”的手法,采用绛、浅绿、浅黄、黑几种颜色的丝线绣成的。左边的人物身穿黑色长袍,似乎是个小吏;右边的人物较胖,长发披肩,穿浅绿色长袍,交领左衽,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打扮,两人正在对话。在旁边,还绣着其他几个“配角”人物,看上去,似乎是军营里有人正操着各种武器走来走去。所以,这件东西又被称作“屯戍人物绢底平绣人像”。

如果你去听有关这件文物的介绍,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这幅绣品人物生动形象、色彩艳丽、做工细致,夸得是天花乱坠。但是,真看到这件藏品,你会发现,这件东西的做工,不仅不细致,简直是有点糙——所谓的“人物”,不过就是几个简单的色块,鼻眼统统看不清楚,就算在民间,这也只是初学者的水平。而且,根据专家分析,这件东西并未完工,在红色绢底上,墨线画稿的痕迹都还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件东西之所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且成为了甘博镇馆之宝,并非因为它艳丽精致、工艺细腻,而是另有原因。首先,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物刺绣画,题材上特殊,绣了人;第二,这件作品绣法也特殊,采用了“平绣”手法,打破了“锁绣”一统天下的格局。

绢底平绣人像,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村,这个地方汉代墓葬非常多,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这里陆续发掘、清理出了西汉到东汉时期的汉墓近百座。在这些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丝织品。绢底平绣人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丝织品,大多都穿戴在死者的身上,这些汉代人的贴身衣物,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要想成功剥离出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粘连叠压、霉烂虫蛀,揭取的难度极高,一不留神,就会变成碎片。考古人员一点点剥离这些丝织品,之后经过清洗、展平、收藏等一系列过程,才能把它们整理好,整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仅仅一个清洗的环节,就非常复杂,既要杀灭尸虫、又要避免丝织品掉色,还要清除土壤环境对丝织品的污染。好在现在的清洗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托网清洗、超声波振荡水洗、蒸汽流干洗等等手法都得到了应用,为考古人员节省了不少精力——而在绢底平绣人物像出土的那个年代,我们的考古人员必须付出更巨大的努力,才能最大限度确保文物的完整。

所以说,别瞧甘博的这件绢底平绣人像只有7.5厘米见方——能揭下这么大块,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经过研究发现,这块丝织物,原来是绣在一位女士的内衣上的。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同时代的古罗马,罗马人是没有内衣的。今天,从在西西里地区发掘出的公元4世纪的马赛克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西方女士只能用织物束胸,从保暖以及舒适度上,都不如东方丝织物做成的内衣。根据记载,在汉武帝、汉昭帝时代,帝王家连狗和马都披着华丽的丝绸,贵族的家里,到处都覆盖着用于装饰的丝织物,达到了“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的地步。也就是说,汉朝贵族家里,并不像古装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素净,他们屋子里看不出墙面啊、地板啊的原始材质,都被装饰物覆盖了,应该到处都是锦绣斑斓的才对。

绢底平绣人像的第二大特点,就是采用了“平绣”的手法。刺绣这种东西,具体起源现在还说不清,但是根据记载,在咱们中国,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刺绣了。汉代以前,所谓的“锁绣”比较流行。锁绣,工艺简单,但是非常的费时费力,今天我们俗称“辫子绣”。具体来说,锁绣是这样的——如果我想绣一只猫,就先描一个猫的样子,然后把这个模子贴在丝绸等织物上。接下来,在凳架上,把几种彩线编在一起,编成一种麻花辫一样的辫带,然后,按照事先贴好的猫,把这些辫带绣在上面,用绣带把猫的图样填满,就像玩填色游戏一样。这样绣出来的东西,有明显的浮雕感。

甘博的这件绢底平绣人像,采用的却是平绣。所谓平绣,有竖平、横平、斜平三种绣法。咱们这件平绣人像,用的是横平绣法。平绣,和锁绣正好相反,如果说浮雕感是锁绣的特色,那么平绣要求的,恰恰是绣好之后不要有浮雕感,摸上去要非常光滑,而不是凹凸不平的。这种绣法,对技术的要求其实是提高了,但是,一旦熟练掌握了平绣,生产效率却大大高于锁绣。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战国时代刺绣,还都是锁绣为主。但到了“绢底平绣人物像”的时代,由于丝织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普及,费工费力的锁绣就跟不上时代了。

除了绢底平绣人物像,在古代的西域地区,今天的甘肃、新疆等地,陆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证明了在汉代,中原内地的生活习惯,已经对边境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在边境地区的融合程度已经很高。今天我们在新疆地区,能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各族同胞,都非常擅长刺绣。新疆刺绣独树一帜,被称为“疆绣”,最早,就传承自汉朝刺绣工艺的传入。我们在前几集提到,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一直进行着资源、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大交换。绢底平绣人物像,也是这种东西方文明成果发生交换的明证。东方、西方,都在通过丝绸之路,在把自己的文明成果向对方传导,也接收着来自对面的信息。

说到底,技术革命,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原因。绢底平绣人物像,就是刺绣进入汉代以后,发生过技术革命的证明,生产效率更高的平绣,替代了生产效率相对低一些的锁绣。其实,这种技术革新,在更久远的古代就已经不断出现。在甘博,还有更古老的技术革命遗迹,这就是甘博收藏的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一个巨大飞跃。有历史学者就认为,陶器,让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分裂,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由此产生。据考证,人类在大约10000年前就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技术。但是,以目前考古所发现的证据来看,在距今8000多年前,才突然发生了一场“彩陶革命”,人类从此掌握了彩陶技术。陶器和彩陶,就好像上古版的手机和智能手机。彩陶,相当于建立在制陶技术基础之上的“黑科技”。这场彩陶革命的代表,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指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的一种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在渭河、汾河、洛水等黄河支流流域,陆续发现了距今7000—5000年前的一批史前文明遗址,几乎每个遗址都发现了彩陶。由于这种文化最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所以,此后大家就把类似的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

在甘博,你能看到很多件精美的彩陶器,包括鱼纹彩陶盆、斜线三角纹彩陶盆、弧边三角纹彩陶盆、猪面纹彩陶壶,等等,这些彩陶器分别出土自秦安县王家阴洼、秦安县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从距今60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不等,是仰韶文化高峰期的作品。

鱼纹彩陶盆


斜线三角纹彩陶盆


弧边三角纹彩陶盆


猪面纹彩陶壶

即便是以几千年后的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这些彩陶也很漂亮。其中的猪面纹彩陶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壶身画有一圈猪脸纹饰。为节省陶器的表面积,当年的制作者还采用了二方连续的画法,使彼此互连的两个猪脸,共享一个眼睛,但从任何角度看,又都能看到完整的一张猪脸,不要说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在今天,这个创意也是很棒的。再看猪脸的神态,呈现两眼上翻的样子,俗称“翻白眼”,和今天的表情包竟有几分神似。

要制造一件彩陶,需要先制作陶坯,打磨光滑之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一般是赭石和天然锰砂,在上面涂抹作画,然后进窑烧制。较真儿的考古学者们,发现仰韶文化的这些彩陶,图案上有一些共通之处,有那么几种动物,总是反复的出现,比如鱼和青蛙。其实,史前时代中原地区的野生动物数量还是很多的,像大象、犀牛这样的大型动物都很常见。那为什么当时的人不画大象、犀牛,偏偏喜欢画鱼、和青蛙呢?更进一步讲,仰韶彩陶上,就连纹饰似乎也存在同样的呈现规律,波浪纹、漩涡纹、三角形就格外多。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们经过反复的分析讨论,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仰韶彩陶的样式和图案纹饰,大多和原始生殖崇拜有关。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社会分工、氏族、社会、宗教、婚姻、艺术、阶级、制度,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曙光阶段”,也是人类物种“脱胎换骨”的阶段。人类摆脱了大量动物的野蛮性,而身为人类的理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改变,就是婚制。仰韶文化时代,人类已经摆脱了野蛮的杂婚、群婚、族内婚,进入到相对文明的“对偶婚”阶段。对偶婚,相对于以往的婚制,生育率更有保障。在生产力低下,医疗主要靠巫术的时代,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成人,难度要比今天高很多。所以,古人自然会产生强烈的生殖崇拜。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就跟生殖崇拜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要画鱼和青蛙呢?因为这两种动物排卵多。三角形,是对鱼形象的简化,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年前就开始懂得用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案代表自然界中的鱼了。漩涡纹、波浪纹,代表着水的意象,鱼、蛙的生活环境离不开水,所以说漩涡纹、波浪纹可能也都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专家发现,仰韶彩陶上的刻痕、彩画,还直接与原始文字的诞生相关。其中比较典型的两件,是甘肃省永靖县采集到的彩陶变体人纹双耳壶,以及青海省民和县采集到的彩陶变体人纹双耳壶。在这两件彩陶作品上,我们已经能看到非常清晰的“十”字型符号。在不同的彩陶上,也能看到这些符号本身的演化,“十”字型演变出更多的符号,符号又进一步夸张成变体的人形。

在甘博收藏的仰韶彩陶里,有一件疑似带有原始文字的作品——彩陶刻符号宽带纹钵,高8.6厘米,口径21.4厘米,在仰韶文化中属较早期的半坡类型。如果您去甘博参观这件文物的话,我建议您注意观察下钵的外侧口沿处,您会发现这个位置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符号,有点类似后来的甲骨文,这就让人很容易产生联想,这会不会是原始文字的最早雏形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说,中国汉字的起源,很可能就主要来源于祭祀和图腾崇拜。

专家学者顺着时间线继续探索下去,发现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在距今3000年前后,突然开始衰落,再往后出土的陶器,大多又都是素陶了——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古人画够了,懒得再画了吗?当然不是,彩陶时代的突然中断,另有原因。

首先是铜器诞生了,尤其是青铜器一出现,古人把更多的绘画激情都转移到青铜器上去了。青铜器更加坚固、不易损坏,同时也更加稀有、更能体现身份地位。青铜器出现后,直接替代了陶器作为“礼器”的功能,陶器更多成为了日用器。

在陶器上画画的做法,实际上也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但是,随着陶器卸下了“礼器”的包袱,走进寻常生活,人们就发现,一旦经过烧制,图案就不能变,于是,聪明的古人就发明了彩绘陶。所谓彩绘陶,就是在烧好的素陶器上用颜料作画,过一阵子觉得不好玩了,将颜料洗掉,再重新再画,就成了另一件陶器。对当时的人来说,彩绘陶经济实惠,但是画上去的颜色,当然不如烧上去的颜色稳固,年代一久远,颜色脱落,于是几千年后,我们再看到这些重见天日的彩绘陶,它们反而又是素面朝天的模样了。

我们说,彩陶,标记着一个时代的存在。在仰韶文化未被发现之前,中国被认为根本不存在石器时代。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谬论,但是,在20世纪以前,我们国家自己的科学考古事业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有石器时代。随着仰韶文化的发现,这个错误认识才终于被改变了。不过,不得不说,仰韶文化,是托一位外国学者的福,才得以发现的。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说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全球掀起了所谓的“探险热”。比如咱们第一季里提到过的,发掘古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霍华德•卡特、发现古希腊迈锡尼文明遗址的海因里希•施里曼等等。仰韶文化的发现,也是这场探险热的重大成果。今天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是一位来自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安特生不但对发现仰韶文化大有推动作用,而且,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可以说是自安特生而始,咱们近代考古学的两个重大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都离不开安特生的影响。但是后来对他的评价却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有人说安特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有人说他是掠夺中国文物的大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急,下一集我再来给您介绍。

安特生

我是河森堡,《了不起的博物馆》第二季,带您神游中华古文明,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咱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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