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妙妙》2 | 金理：才华支撑不了梦想，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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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理。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妙妙》。

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孩子：她心比天高，但自我预期和自身实际之间有着巨大差距；她拼命想在某个方面表现出特立独行，但在周围人眼中这只是不可理喻；她讨厌目前身处的环境，想要投身到一个远方的大世界中，但她实在不具备实现梦想的配套技能，甚至她对这个梦想本身也没有几分清晰的认识……王安忆笔下的妙妙，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拥有倔强个性的女孩子呢？如果我们完全就是以一种看待怪物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这种眼光本身是否合适呢？

在小说的起点，妙妙16岁，生活在远不算开放的头铺街，那是1986年，妙妙心心念念向往着北上广一线大都市的生活。妙妙委身的第一个男人，是来头铺街拍电影的摄制组中的北京演员，在这个渣男的诱骗下，妙妙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小说里这样写妙妙的心态：“这些普通的话由他（北京演员）那一口清脆悦耳的北京话说出来，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好听的味道。妙妙的心不觉柔和下来……”原来诱骗的工具就是“那一口清脆悦耳的北京话”，女性听众朋友们肯定会惊呼：妙妙太傻太天真！

可是我想追问一句：如果现在在你面前、与你交往的那位男生，说一口标准的美语、流利的伦敦音，你会不会情不自禁地给这位男生加分呢？所以，当年的北京话，和今天的美语、伦敦音，在以妙妙为代表的女孩子面前，其实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它们象征着“远方世界”、“美好的未来”，更加高级的生活，如同一种文化符号，它携带着权势的力量，标举着方向和落差，指向都市、域外、全球化，向着所谓的“现代”无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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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妙到底是如何来理解“现代世界”的？我们不妨通过三个细节来分析：第一，北京演员离开之前送给妙妙唯一的一件礼物是“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妙妙想象远方世界的非常重要的载体，然而尽管“妙妙就很专注地听着”，但是“这只收音机的频道很难调准，总是格吱格吱响着，发出模模糊糊的声音”。这是不是在暗示：妙妙所接受的远方世界的讯息与图景其实模糊不清，讯息的“模模糊糊”与接受者的专注虔诚构成一种微妙的反讽，妙妙就沉浸于误读性的幻想之中。

第二，妙妙“只崇拜中国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然而事实上，她连县城也仅仅去了一回”，小时候生病，公社医院将普通感冒诊断为猩红热，父母连夜将妙妙送往县城……也就是说，妙妙从来没有踏足过一心向往的北上广，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县城，且居然是源于一次误诊，妙妙和远方世界的关系是多么荒诞。

第三，尽管妙妙一再撇清与头铺街的关系，但是在来自远方世界的人眼里，妙妙就是头铺女孩的代表。有一次她遇到摄制组的女主角，后者表示要和妙妙换一下服装以体验头铺当地的生活，也就是说，妙妙苦心经营的、在头铺与众不同的服装，在一个来自城市的“时髦青年”眼中，却正是头铺的代表装束，小说里写，妙妙眼泪都要下来了。——由上面三个细节可以看出，妙妙无时无刻不在构想的与远方世界的关系，其实虚无缥缈，经不起追究。

妙妙主要通过服饰打扮来显示对北上广的追随，由此在头铺人的眼中显得格格不入。王安忆这样剖析妙妙心中的苦恼：“妙妙的这些苦恼，已不仅仅是有关服饰方面的具体问题，而是抽象到了一个理论的范畴，含有人的社会价值内容，人和世界的关系，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些深刻的哲学命题在此都以一种极朴素的面目出现在妙妙的思索和斗争中。”

王安忆称妙妙为“头铺街上”的“哲学家”、“思想上走到了人们的前列”。对于服饰的功能、意义，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满足于遮身蔽体、防寒保暖的实用性；第二，追求光鲜、漂亮的美学性；第三，再往上走一层，关涉个人身份、认同的精神性。妙妙显然执着的是第三个层次，所以尽管她在意这些打扮、似乎讲求的是物质细节，但是她越来越远离生活而将自己放逐到一个精神性的困境之中，困境的根源是，妙妙迫切地要实现身份转换，但自身又根本不具备实现身份转换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面对妙妙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别扭的感觉：这个人物总是和自己最切身的实际感受拧着来，比如，她并不是真的那么高冷、孤僻，小说里明明写妙妙也“想着去找个人说说话，说说心里的苦处，可是她又想，要把这些事说出来了，她还有什么呢？人们都理解了她，她还凭什么孤独呢？她要是不孤独了，和头铺衔上的女孩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和头铺街上的女孩没了区别，她妙妙还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她凭什么骄傲呢？妙妙要不骄傲了，妙妙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这里甚至发生一种变异：妙妙以前是觉得自己对流行时尚的判断与众不同，和周围的人缺乏共同语言，所以比较孤独；后来情况变成：为了塑造、成全、保持这种孤独感，她只能“缄口无言”，哪怕其实心里挺想交流的，最终还是要屏住。又比如，当北京渣男侵犯她的时候，难道妙妙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吗？小说中写，当男人抱紧她的时候，“妙妙想：她是没指望了。她这样想的时候，胸中却充斥了一股悲壮的激情，她想：她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姑娘啊！她想；头铺的街上是没有像她这样不同寻常的姑娘的。”什么叫“悲壮的激情”——意识到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又觉得值得。简直是一种“自我献祭”。她是以对这一事件的处置态度，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尽管这一事件对她带来的可能是伤害，可能悖逆了一般人的身体和日常感觉。

我把妙妙遭遇种种不幸的根源，理解为丧失生活实感的精神抗争，总是渴望用占据权势地位的文化符号所派生的幻想，来替代自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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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在小说结尾出现了转机。妙妙委身的三个男人先后离去，妙妙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以后，还在招待所做服务员”，却开始“以礼待人”，和周围的人“说说笑笑”，“人们也渐渐习惯了妙妙的行事”，当妙妙向周围世界释放善意之后，周围世界也开始接纳妙妙。

我会比较积极、乐观地看待妙妙命运的走向，主要着眼于结尾处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在头铺街取景的那部电影摄制完毕，到头铺街上来放映，妙妙也去看了，“电影一幕幕在眼前演出”，“妙妙在心里漫漫地想着”。这哪里只是在看电影，妙妙是在观看自己曾参与其中、甚至一度自编自导的人生活剧，就仿佛揽镜自照，妙妙终于通过镜子开始审视自己和过往的生活。就像古希腊哲人说的那样：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此刻妙妙终于产生了反省的意识：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凡人，没有资格傲视周围的人，并且在先前封闭孤独的内心世界上打开一扇门，这才是一种健全的认识和“新的自我”的获得吧？

第二个细节，电影散场以后，妙妙一个人走在路上，想象着“这世界上有两种落单的命运”，于是产生两段议论，但紧接着“妙妙被自己的念头逗笑了，她对自己说：哪来的这许多念头的，就继续向前走了”。这样一种“断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妙妙告别先前“哲学家”式的生活以及孤绝无援的精神抗争，开始投入有血有肉的实际生活。

《妙妙》这部作品值得推荐的地方还在于，人物形象的多元理解与开放性。听众朋友们不妨再思考一下，转变前的妙妙，还有没有积极的意义呢？比如我们可不可以把妙妙理解为头铺街的先驱者？提到先驱，也许你会想到诸如布鲁诺、马丁·路德金、波伏娃这些个精英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不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几年之后，头铺街又出现了更加年轻的“妙妙”，那个时候，也许头铺街的人会说：“这不就是当年的妙妙吗？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尽管妙妙主观上不会有这样的担当意识，但是她的存在，提醒人们更加宽容地去看待自由和选择，将束缚人性的那条底线松动了一小步，哪怕只是一小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妙妙致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