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导师 3 | 莫言：不愉快的记忆如何变成精神财富

课程金句

课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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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辍学，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到一个水利工地上去做小工了。这个水利工地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桥梁加宽，这个桥梁呢也不是一般的桥梁，是叫滞洪闸，就是我的故乡有一条蛟河，蛟河的下游河面很窄，上游反而很宽。所以每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下游经常发生决口这样的灾难。那么为了不让河堤决口，所以就在我的家乡的后边弄了一个滞洪闸，也就是在河堤上修了一座桥，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闸门。

每当洪水危及到村庄、要决口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拔开，让洪水排泄到一片广阔的洼地里。那么这样就减轻了水对河堤的压力，牺牲了这一片庄稼，保住了周围的这沿河两岸的村庄。所以叫滞洪闸，滞，就是停滞的滞，一个三点水加一个“带”字。

那么这样一个工程呢，当时我们这个人民公社有50个村，每个村里面来两个石匠，然后再来几个小工，再来几个妇女，然后有打石头的，有铁匠负责为这些石匠来修理磨秃了的、崩了尖的铁钻子和铁锤，我刚开始呢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这个小孩一样，负责砸石子儿。后来呢这个铁匠炉上缺一个小工，就让我给这个老铁匠做学徒。所以有过这么一段在滞洪闸的工地上给铁匠当学徒的经验。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太长，将近两个月，但是对我的童年生活还是影响很大，我也对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由此呢开阔了眼界！
如果我仅仅是在我那个小小的村庄里面生活两个月的话，那我什么也学不到。那么在这样一个集体劳动的场合里面、集体里面，来自五十多个村庄的数百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各种技艺的铁匠、瓦匠、石匠。所以，也由此开阔了眼界，聆听了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这一段经验，在当时我也没感觉到是我的什么精神财富，只是当我后来成了作家，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段经历是很有用处的，很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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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验实际上也一直沉睡在我的记忆深处了。之所以能拿出来写它，那还是因为一个梦境的诱发。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84年的深秋或者初冬的时候，在军艺的我们的宿舍里边，有一天早晨我朦朦胧胧地做了一个梦，就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红萝卜地，因为北方生产一种很大的萝卜，它的根茎像球形的，下面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颜色也是鲜红的。透着一片萝卜地来呢，走过来一个身穿红衣的、手持鱼叉的丰满的少女，她用鱼叉呢从地下插起来一个红萝卜，举着走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她的身后，一轮红日就燃燃升起，照耀得整个的萝卜地是一片辉煌。

那我醒了以后就被这个梦境深深的感染，也跟我的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要把这个梦写成小说，当然我的同学们也不置可否了。那么仅仅有一个梦境，当然构不成一个中篇小说，由于这个梦境一下子引发了我的童年记忆，就想起了我当年在这个滞洪闸的这个工地上，给铁匠当学徒的这一段人生的难以忘却的记忆。那么为什么突然想到萝卜呢？这跟我在这个水利工地上的一段劳动生活也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是非常贫困的，不能说是糠菜半年粮，反正大家都感觉到饥肠辘辘。旁边就是生产队的萝卜地和红薯地，北方叫地瓜了。那么老铁匠打铁打到晚上的时候，他经常会说，你去你去拔地瓜去，你到地瓜地去拔两个地瓜来、拔两个萝卜来。然后他悄悄地摸着黑，就跑到生产队的地瓜地里面拔上半桶地瓜，就在这个河里面洗干净，然后就提回来。提回来后，这个铁匠炉上就把火生起来，就开始烤地瓜。

那么在那样一个初冬的深夜里，我们也都住在这个桥洞里面，初冬的风也是很寒冷的，从这个河道里吹过来。当然我们的涵洞、桥洞这边也是封堵起来的，桥洞里面有一个一个的铁匠炉，那个火苗也是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变化多端。烤地瓜的香味呢也会吸引很多在这个地方过夜不回家的年轻的这些农民们。大家一边吃地瓜，一边听老铁匠唱戏，吃完了地瓜口里淡得很，就吃一个萝卜。所以，就有过这么一段经验。

那后来我有一次去拔萝卜，被生产队的一个人把我抓住了，是吧？抓住了呢就把我押送到这个水利工地上来了，当时是有一个公社干部带队的，那个时候左得很，一件小事就会上纲上线。当时我是刚刚买了一双很大的新鞋子，那么这一个生产队的这个人，他也很知道孩子最怕什么，就把我的鞋子扒下来，逼着我不得不跟着他走，否则的话我丢了鞋子回家没法交代。所以我跟着他走，他就把我带到水利工地的这个领导面前，现在叫工头了，当时就是在公社的一个副主任面前，他说这怎么处理呢？拔了就拔了吧，待会下工的时候，挂出毛主席像来，让他向毛主席请罪就行了。下工以后，几百个工人集合起来，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们这个铁匠炉的小家伙，偷人家的萝卜被抓住了，我们让他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请罪。

我想当时的公社干部把这个也当做一种游戏，也没人太当一回事儿。在农村来讲一个孩子偷瓜摸枣，偷一个萝卜根本不算一回事，是吧？大家都饿嘛，大人有时候也要偷。但是人家找上门了，也不得不表示。所以让我请罪，我一边请罪，一班人在那儿哈哈大笑。但这个场面被我二哥看到了，我二哥正好是从公社办事回来，那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因为我这样一种行为，当着全公社数百人的面，然后来请罪，丢了我们家的脸，所以他回家就向我父亲汇报。我父亲听到这件事情当然是勃然大怒，狠狠地揍了我一顿。那么这件事后来也惊动了我爷爷，我爷爷也很不高兴，说这是什么破事，偷个萝卜还值得这样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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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件事情当时也让我感觉到痛心疾首，不但触及了皮肉，也确实触及了灵魂。我甚至当时就想，唉呀，我干脆一个人跑到东北去算了，然后多少年之后再回来。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有点小题大做，因为偷萝卜的小孩很多，无非我就是也偷了，运气不好，被人捉住了而已。

这件事情后来也就过去了。这个时候在军艺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一些忘却的记忆，或者没有忘却但是深埋在记忆深处的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就在这个个人的这一段真实的经历的基础上，写了这么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黑孩子，这个黑孩子沉默寡言，有特异功能，耳朵特别灵敏，嗅觉也超过常人，所以他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

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这样一篇小说毫无疑问是比较另类的，因为当时文艺界还是充满了诸多的清规戒律。现实主义还是一家独尊，像《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种梦幻的，没有正面地对这个生活进行描写的，甚至有一些超现实的东西，大多数人看了以后还是感觉到有点吃惊，一时感觉到难以接受，或者说很难把握，小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写。所以我想这也是在当时有我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我们这一拨作家写的一批小说，营造出了1985年文学界这种大胆尝试的这样一种非常活跃的精神状态。

这个小说写得很快，因为跟自己的记忆结合起来，跟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那就写起来就是像流水一般的顺畅。而且写的时候带着一种咬牙切齿般的这样一种恨的感受。那么这个恨的感受，一是恨当年那样的一种严酷的生活，对这么一个孩子进行那样一种残酷的惩罚；再一个恨就是恨我好像是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敌人，文学上的敌人，那么这个敌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无比正确的，一直让我们向他学习，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写法。就是面对着这么一个虚拟的敌人，就是说我这个小说就是要向他挑战。所以小说里面的很多关于这种儿童感觉的、联想的、超感的描写，实际上都是面对着这么一个虚拟的、不存在的对手的。所以写的时候也感觉到很解气，写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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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头想一下，我想最能够打动我，让我能够读完的书往往是这样：

第一我感觉他的语言特别好，上来几句话，让我感觉到别开生面，让我感觉到一种陌生感，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就是语言先要好，语言有个性。像当年我们读阿城一样，一读阿城那样一种笔记小说文体。在当时那么一个小说林里面，这一下子就感觉到这真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另类。那么这样一种语言的一种陌生感、创新感，一下子会把人吸引，往下读下去。

第二，我是希望小说里有这个非常有个性人物，尤其是长篇小说里，没有这种具有个性的、可以进入文学典型画廊的这种人物，我觉得一部长篇也是很难站住的。

语言好，人物好，如果这两条好了的话，那个我想故事自然也要好。这个故事跟人物往往也是难以分开的，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典型性怎么出来呢？就是通过故事，通过无数的细节，通过这个人在故事里面的种种表现，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人的种种表现构成了这个故事。至于这个小说的思想性，小说的哲理，那都是像我们吃了一个萝卜一样，萝卜的营养就在萝卜里边。小说的思想性、小说的哲理，并不是作家特别明确的给它加进去的。萝卜成长的时候，它没有想到自己要长什么维生素。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把某一种新的思想灌注到里面去。往往就是说，好多小说它的这种形象是大于思想的，所以过了许多年之后，这样一种形象大于思想的小说还可以继续被诠释，可以继续被阅读。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小说写的就是他当代的事情，甚至写的就是他自己。这种东西就是伟大的作品了。

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政治家、文艺批评家、知识分子，每个人读《红楼梦》角度都不一样。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多的这么丰富的这种阅读的效果呢？就在于这些小说的人物写得特别好，形象大于思想。也有的人我看到说,从《红楼梦》里边能够读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来，我想这个思想曹雪芹是不具备的，曹雪芹绝对没有想到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在里边灌注了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就是他尊重人物，跟着人物的性格走，然后就具有了某种超前性。

所以好的小说就是语言好、人物好、故事好，具有某种前瞻性、预见性。语言作家是可以努力的，情节故事作家也是可以努力的。但小说的这种前瞻性、思想性，有时候作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也经常遭到一些人批评我没有思想。所以我对小说的思想一直有我的看法，就是刚才我所表述的那些，作家绝对不能强硬地把自己所谓的思想贴到小说表面，而是应该让思想从人物的言行里边，从小说内部自己自然的生长出来，这样才是一部好小说能够传之久远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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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幸亏我们当时的老主任，就是军艺文学系的首任主任徐怀中先生，他是非常有包容性的：第一，他特别爱护年轻人，注意保护年轻人的创新精神。第二，他对小说的理解，在他们那一批作家里边，也算是相当宽容的，就是他的这种小说观念是非常宽阔的，所以这个小说给他一看，他也认为很好，当然他也给我改了题目。原作的题目叫《金色的红萝卜》，后来他给我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当时我一看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我还不是特别高兴，事实证明这个改动是很高明的。以至于在1985、1986年的时候，“透明”似乎变成了一个很高的文学境界，我们在赞美某个人的小说的时候，说这个小说是透明的。我想这个也是源于徐怀中先生画龙点睛的这一笔。

小说发表以后，紧接着《中国作家》当时的主编冯牧先生，他也是文艺界的前辈，也是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人，就在华侨大厦搞了一个大型的研讨会，那个时候为一个青年作家搞一个研讨会，也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当时在京的批评家、作家大多数出席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对这部小说给予了赞扬，当然也有人从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就是说这个小说是不是可以写的更加实一点，然后那种神秘感是不是可以稍微消除一点等等，但是总而言之，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一部小说，这是值得大家效仿的，希望每个人都像《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一样，都写出这样有风格的、有个性的东西来。

那这部小说也算是我的成名作了，尽管在这之前我也写过十几篇中短篇小说，有的也获得过像老作家孙犁先生的赞扬，但我在文坛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因为《透明的红萝卜》，因为这个大型的研讨会，那么我一下子就等于是在文坛上成名了。大家南南北北的都知道文坛上出了这么一个人，他的代表作就是《透明的红萝卜》。而跟我同期发表在《中国作家》里的另一部小说，大概就是王安忆的《小鲍庄》，《小鲍庄》也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也是王安忆小说当中的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发表之后的经历，也让我深深地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一段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们积极大胆创新的那么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