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娱乐使人丧失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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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喜马拉雅粤语频道,我是何浩鹏。


 

今天要向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娱乐至死》。

 

这是一本畅销全球30年的著作,它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是全球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娱乐至死》是他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波兹曼探讨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沉溺在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中,不可自拔,这不仅会让我们丧失严肃思考的能力,更有可能造成人类文化的消亡。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天你都刷刷刷,把公号里的“小红点”都点开、扫完,一看表,一小时过去了,你感觉很愉快,仿佛有了很大的收获,做了很多事情。但如果你问问自己,在过去的一小时,学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结果往往就是一片迷茫,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几个小时以后,你还是会忍不住拿起手机,去愉快地消灭新的“小红点”。为什么人会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这就是《娱乐至死》这本书要说的东西。

 

《娱乐至死》这本书初版于1985年,在书中,尼尔·波兹曼致力于批判电视制造的愉悦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已经迈入手机时代,媒介带来的愉悦感也愈发强烈,这也让这本书显得历久弥新。

 

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本书:


一.媒介是怎么把我们一步步带向娱乐的?

二.娱乐是怎么改变我们的?

三.娱乐至死时代结局大预测。

 

第一个方面,媒介是怎么把我们一步步带向娱乐的?

 

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娱乐至死”?


一句话总结,就是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感,将会埋葬人类文化。

 

为什么说媒介会影响人类,它不只是一个工具吗?并非如此。作者认为“媒介即信息”,这也是《娱乐至死》这本书里的核心概念。作者认为,为了把握抽象事物,人类总是会创造一个理解它的中介,比如用杯子去装水、用钟表去把握时间,而媒介就是我们用来把握信息、了解世界的。

 

反过来,就像杯子的颜色和形状会影响人们对水的理解,媒介的特点也会改变信息、甚至是世界的样子。比如这本书就在讲,严肃的媒介,例如书,就会产生理性的社会,而愉悦感官的媒介,例如电视,就会产生“娱乐至死”的社会。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

 

那么现代媒介的愉悦属性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吗?作者认为不可能,这是由媒介自身决定的。电视里的声光电和碎片信息,就是会消解逻辑和严肃。比如你看到一则火灾新闻,感觉很苦闷,但这个苦闷又马上会被接下来的电视广告所冲散,让你没办法认真思考。

 

而且,人们接触现代媒介,就是为了愉悦自己的,严肃的内容会自动被人们拒绝。就像你晚上回家,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大半是想让自己休息一会儿、舒服一下,并没抱着“我现在要开始学习了”的念头。

 

这就是现代媒介带来的愉悦感,会让人舒服,忘记思考,从而威胁到我们的文化。这就是作者所说“娱乐至死”的意思。

 

那么,“娱乐至死”是怎么产生的呢?

 

作为比较,我们先来看看印刷时代,当时的人们是严肃而富有逻辑的。

 

1638年,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在哈佛大学产生了,此后的300年,美国人都活在印刷品的世界里,书是主要的信息载体。

 

当时拿到一本书并不容易,人们把看书当作有仪式感的事,要洗手、点灯、正襟危坐。总之,阅读是严肃的。

 

而且铅字的有序排版,也会锻炼人对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作者每写下一个句子,都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读懂他想表达什么。而当读者跟随着作者的思路穿行于文字之间时,他们的大脑在分类、推理和判断。

 

读书的仪式感和书本的呈现方式,都决定了书是一种严肃媒介。当全社会都爱看书,人们就形成了严肃、理性的思维方式。

 

作者甚至认为,17至18世纪出现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正是这一时期人们依赖严肃媒介的产物。“启蒙运动”的核心是,人们相信通过理性思考可以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一思潮覆盖了科学、哲学、文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

 

但是,随着电报和摄影的出现,碎片化信息打破了这种理性社会。

 

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作者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信息-行动比”。

 

作者认为,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促成人们采取某种行动。比如,当时大多数报纸里提供的信息,都是当地新闻,而且具有实用功能,能帮读者处理个人问题和公共事务。但电报的出现却打破了“信息-行动比”的平衡。

 

19世纪末,美国人发明了电报,它使得信息能够穿透空间障碍。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这个例子是说,电报的产生使信息传递更快、更广了,但也与你无关了。

 

然而很快地,报纸上的本地新闻和缺乏时效性的新闻,就让位给了发生在遥远地方的即时性新闻。一方面,民众源源不断地获取来自天南海北的海量信息,另一反面,这些信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远,也越来越不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比如,早上醒来,你打开电视的“晨间新闻”,或者新一期的全国性报纸,其中有多少信息会改变你一天的计划?或许只有天气预报和股市行情对你有用,但大部分的新闻,比如明星出轨了、某个地区地震了、美联储换新主席了,这些新闻顶多为你提供了谈资而已。这就是我们说的,“信息-行动比”失衡了。

 

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失去社会活动的参与感。比如,你知道某个明星出轨或者美联储换了个主席,你打算做什么呢?

 

所以说,从电报开始,信息开始使公共话语变得无聊又无能。

 

更糟的是,电报在形式上又是碎片化的。


电报短小,只适合转瞬即逝的信息,很快,一条电报的内容就会被另一条更新的短小信息所取代。我们前面说过,排版有序、逻辑严密的书籍可以训练我们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电报的这些特性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弄得七零八碎。电报式的信息不需要、也容不得人们去思考和理解,信息背后究竟有哪些背景知识和言外之意。

 

有趣的是,在电报发明的同时,摄影技术也进步了,它同样有碎片化、与自己无关的特点,而且它还给这种碎片化信息赋予了视觉享受。

 

作者认为,首先,摄影表达的是某个具体瞬间,却不能表达抽象的概念。比如,摄影能拍一个人、一棵树,但是却不能表现全人类和大自然。

 

另外,由于摄影都是具体的表达,它所展示的世界是不连贯的、没有前后关系的。与电报一样,它们提供信息的特点都是支离破碎的。并且同样,它们表达的信息对我们的行为很少有影响。但显然,人们更喜欢看图片而不是读文字,因为看图更能给人以视觉愉悦。

 

那么,当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既无法让他们有逻辑地思考,又不能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的时候,这类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就,只有它的愉悦感和娱乐功能了。而这一娱乐性又在之后的电视时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以上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娱乐至死”,就是指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感,终将埋葬人类文化。人类从理性的印刷时代走来,然而电报和摄影术却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无用的碎片化信息。当信息既无法让人们严肃思考,又不能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人们就只能去追求它的娱乐功能了。


在电报和摄影的下一站,电视在向人们招手。它集合了电报和摄影的特点,为观众提供大量的、碎片化的瞬时信息和画面,电视时代,就是作者所说的“娱乐至死”的时代。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娱乐是怎么改变我们的?

 

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电视会让人“娱乐至死”呢?

 

首先,电视加深了电报和摄影带来的信息碎片化,这是会消灭逻辑与思考的。

 

比如,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新闻播音员的串场词,“好的,那么接下来……”,这句话往往出现在两个毫无关系的信息之间。上一分钟,刚刚讲了一起枪击案的新闻,播音员说“好的,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转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话题上,接着可能是娱乐明星的离婚事件。你还没来得及震惊和难过,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被带入了下一个情绪,更别提去思考了。

 

电视的碎片化就是这样,它打散了你的注意力和思考能力,人们所处的信息世界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无聊琐碎”和“语无伦次”。

 

其次,电视的天职就是制造愉悦感。

  

人们最初看到电视,简直像是第一次吃到糖果的孩子,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盒子可以这么有趣。

 

就像1990年的中国,电视剧《渴望》带来的盛况。那时每天晚上,大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守在电视前等着《渴望》开播。有报道说,湖北的一家百货商店在《渴望》播出期间卖了1500多台电视。在武汉,有一天晚上电厂拉闸限电,正好看上《渴望》播了一半的时候,结果愤怒的人群包围了电厂,最终市长不得不下令赶快恢复供电。

 

迅速地,电视制造的愉悦感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跟从前人们打开书是为了学习不同,现在人们打开电视,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媒介的意义,彻底被改变了。

 

作者也举了个例子。作者观察了一档严肃的新闻节目,它没有花哨的画面,会用5-10分钟时间介绍一个新闻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但是,它被观众抛弃了。收视率低得可怜,只有冷僻的电视台肯播,主创们的工资也只有同行的1/5。

 

也就是说,制造愉悦感就是电视的天职,不是谁想让它严肃就能严肃得了的。

 

有一些知识分子会对今天社会文化的堕落感到痛心,其实他们或许忽视了,这并不是人们的选择,而是电视、手机这类主流媒介早就决定了的,人们打开它就是为了找乐子,而不是思考。

  

这就是电视为什么会让人们“娱乐至死”的原因。一方面,电视等媒介呈现的信息是碎片化、消灭逻辑和思考的;另一方面,电视是以愉悦大众为天职的。

 

那么,当电视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介,它就会把所有严肃的人类活动都变成以愉悦为宗旨。作者分析了三个领域的“娱乐至死”,分别是宗教、政治和教育。

 

先来看宗教。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宗教节目的主持人是传教士,他们帅气、幽默,一会儿采访信教的流行歌手,一会儿用摇滚乐改编传教歌曲,一会儿又做信徒的真人秀。

 

在这些节目里,主角变成了主持人和嘉宾,上帝只是个配角。这就是宗教被带入电视的后果,电视的力量太强大了,与其说是宗教电视化、不如说是电视的娱乐种类里加入了宗教元素。

 

绵延千年的宗教本来应该是有仪式感的、神圣的。比如在教堂里,人们不能随便说话、吃东西,还要把帽子摘掉。但是在看宗教节目的时候,人们可以聊天、吃饭、上厕所、做俯卧撑。如果这档节目不好看,他马上可以换台去看动画片、电视剧或者NBA。

 

观众用脚投票,决定了宗教进入电视必须要有感官的愉悦,要“入乡随俗”,但是同时,它的味道就变了。

 

再来看政治。电视改变政治,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竞选辩论。从前竞选,人们看重的是领导人的思想和理念,现在,看中的是他们的长相、发型、身材、会不会抖机灵,这也是一种感官愉悦。

 

我们回到1858年,看看印刷时代的总统竞选是怎样的。当年,作为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与民主党领袖道格拉斯之间要举行七场辩论。其中一场,道格拉斯先发言3小时,轮到林肯发言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他提醒观众,他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且之后还有道格拉斯的反驳,他建议人们先回家吃饭,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观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按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放在如今,哪有一个听众可以容忍7小时的演讲?甚至3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在1858年,虽然照片和电报已经发明,但它们的影响还未显现,美国还处于印刷时代。那时候的听众习惯于书面语的风格,能理解复杂长句。作者在书中举例,林肯在辩论中的其中一句话,翻成中文就有一百多字。

 

反观现在,人们习惯的是“婴儿式”的语言,最好全是短句、夹杂粗口,不用动脑筋。


现在的电视竞选,辩论环节已经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了。双方各有5分钟时间,回答例如“你对中国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做1分钟的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论证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甚至语法也无所谓。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留下观点。谁胜出,取决于他们的外表、眼神、笑容和说了什么俏皮话。比如当年里根与对手辩论时,在年龄问题上开了一句玩笑,第二天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笑话击败了对手。

 

政治,本来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走向的最严肃的话题,现在就变成了一场秀。

 

最后来看教育。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视上看到的教育节目,跟现在孩子们在iPad和手机上看到的类似,一群大头玩偶、一些真人明星、朗朗上口的儿歌,用这些元素来教你ABCD,或者1+1=2。

 

这类节目,孩子们爱看,家长们也愿意有人帮自己教育孩子。但是这种教育真的有用吗?孩子们爱上的恐怕不是学习,而是电视和手机。

 

作者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总结了三条教育节目的戒律:

 

第一,绝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观看节目时不需要有知识积累,比如说,你可以教他1+1=2,但不能教他11+21=32;

 

第二,绝不能令人困惑,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甚至忍受的东西,否则就意味着低收视率;

 

第三,要像避开瘟神一样避开阐释,只关注视觉效果和戏剧性。

 

但是这样一来,如果教育没有积累、没有难题、没有阐释,它变成了什么?只能说是变成了“娱乐”。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电视带来了“娱乐至死”,因为一方面它的天职是愉悦大众、另一方面它碎片化的信息是拒绝逻辑与思考的。然而当一切都以愉悦为天职,人类严肃的社会活动就都变味了,比如宗教、政治和教育。

 

 

那么,人类“娱乐至死”最终将走向何方呢?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对于人类“娱乐至死”的未来,作者认为就是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所写的预言:人们会在莺歌燕舞、醉生梦死中走向死亡。

 

有两本经典的预言式作品是作者一直拿来比较的,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另一本就是《美丽新世界》。在《1984》中,来自于统治阶层的力量控制着人们的思想,监视无处不在,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监狱里;而《美丽新世界》中,人们自动被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世界所吸引,放弃思考,变成了娱乐的木偶。

 

在作者写书时,1984年刚刚过去,奥威尔的预言在美国没有成真,但作者认为《美丽新世界》的预言已经成真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毁灭人们的敌人,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更可能是那个满面笑容的人。“老大哥”并没有成天监视我们,而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

 

如果一个社会,舍弃了严肃的公共生活,周而复始地消耗在肥皂剧、综艺节目和娱乐明星的情变中,他们的文化就已经危在旦夕、在劫难逃。

 

“娱乐至死”的时代,毁灭人类文明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面对“娱乐至死”的现在和未来,作者认为,劝人们远离现代媒介是不现实的,就像吃惯了糖果的孩子不愿意再吃白米饭一样,人们见识了媒介带来的愉悦感,就不会再回到只能看书的“苦日子”里去了。

 

他认为,仅有的办法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不断地提醒人们媒介的有限性,警惕媒介的娱乐性会让人们玩物丧志。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在这里,作者讲了“娱乐至死”的未来,就是人类文化在醉生梦死中走向消亡。而抵抗“娱乐至死”的仅有的办法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不断地提醒人们媒介的有限性。

 

好了,以上就是《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第一,作者认为,印刷时代培养了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然而电报和摄影术却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无用的碎片化信息。这些信息既无法让人们严肃思考,又不能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此时,人们就只能去追求它的娱乐功能。


第二,电视的天职是愉悦大众,信息的表达方式也是碎片化、排斥思考的。当电视成为主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被娱乐化,这其中就包括宗教、政治和教育。


第三,如果“娱乐至死”继续下去,人类文化将在醉生梦死中走向灭亡。作者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教育,提醒人们对“娱乐至死”保持警惕。

  

读完了这本书,我想再谈谈,处于移动互联社会的我们,该如何看待作者提出的“娱乐至死”呢?



首先,我个人认为啊,我们没有必要对印刷时代念念不忘。因为在那个时代,获取信息是有门槛的,不认字的人就很难和读书人一样获取信息。但是在现在的时代,信息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甚至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信息的提供门槛更公平、更多样化了,这并不是坏事。

 

其次,作者虽然对人类文化的未来做出了悲观的预测。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糟糕。

 

比如,作者尼尔·波兹曼提到的“信息-行动比”失衡,也就是说在电视时代,你看完乐呵乐呵就过去了,并不会行动起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却不一样了,现在的信息太丰富了,你可以主动选择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信息去阅读,这样的信息很容易就让你行动起来。也就是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行动比”从电视时期的失衡,又重新获得了平衡。


再比如,你现在正在听书,是为了娱乐自己吗?当然不是。

 

但毫无疑问,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的媒介也和电视一样,依然在为我们提供大量碎片化的、以娱乐为目的的信息。所以,尼尔·波兹曼对娱乐至死的阐述,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警醒。

 

好,《娱乐至死》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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