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集】无为对管理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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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讨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论。我们最后提到，这个理论对我们现在的领导艺术也是有帮助的。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论在现代社会应用的可能性。

有朋友评论说，老子的无为和君无为而臣有为中的无为意思不完全相同。这是对的。

老子的无为是一个专用术语，其实是指一个特定的行为原则和行为方式，我们提出，老子的无为可以表现为外在的无为，以不争、不先为代表，更简单化的表达也可以是不争先。老子的无为也实际上是以内在的无为为根据，内在无为可以以不有、不恃为代表，更简单的表达可以是不居功。虽然我们想尽可能清楚准确地将老子的无为表达出来，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困难的，只能是尽力而为。

当我们将老子的无为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论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为理论的一种演变，就是从特定的无为概念转化为更接近字面意义的行为的有无和多少。而无为这个概念最初也有减少行为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两种不同的无为还是有内在联系的。

这种内在联系的核心就在于减少一般的行为，即“对通常的社会行为的限制和取消”，特别是借用权力推行的社会行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说法更说明对社会行为的限制首先应该是针对掌握权力的上位者。

君无为而臣有为只讲到君臣两个层次，其实，我们很容易将它转化为广义的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两个层次。在任何层次中都可能有上位与下位两层，上下两层也可以叠加成很多权力的阶梯。这样，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论就可以扩展到一切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君无为而臣有为就可以变成在上位者无为而在下位者有为。这样的理论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对现代社会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从老子或道家的眼光来看，每个人以及所有人或全人类都是有局限性的。和其他宗教或哲学理论相比，强调自己有所不知是道家创始人和道家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老子虽然提出道的概念，却不认为道就是他所发现的确切的宇宙之根源，而是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意思是老子自己并不知道那个生天生地的天下之母究竟是什么，只能给它一个表字或符号，叫做道，或者勉强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大”。这里要区别一下字和名。名是人出生时父母所给的永久的一个名号，就直指本人。字就不同了。字是古代一个男子成人后自己或请朋友起的一个代号，用于朋友等社交场合相互客气的尊称，是一个代号，而不是他的本名。老子承认自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叫什么，这是严肃的思想家特有、应有的态度，特别是对宇宙万物起源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今天的高度发达的天体物理学尚不能完满解说之，老子的态度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七十一章又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这里用的是帛书本。意思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这是值得赞赏的态度；不知而自以为知，是一种病态。这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道德表现，而是对自己与人类的认知能力的根本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在上位的人尤其需要有这种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呢？我们以一个大学教授为例。比如一位研究英美哲学的教授因为研究出色，获得大家拥戴，当了哲学系的主任，就是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职位，但较高的职位并不能自动给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要做好系主任，最好的办法不是假设自己什么都懂而发号施令，改弦更张，而应该依靠和信任本系的不同专业的教授，要让每个教授安心教书，认真研究。职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突然提高了。办好哲学系最重要的是让每个教授愉快勤奋地努力教书和作研究。这就相当于上位者无为而下位者有为。

如果这个教授突然当了文学院的院长，他不必然就懂了中文系、历史系、英语系、艺术系、和语言学系的教学和研究，他不能对各个系发号施令，而只能给各个系创造安心研究教学的条件。如果他当了校长，不等于他就有能力领导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等，他还是应该给下属各个学院创造健康发展的条件，而不是自以为是，指手画脚。

同样，一个食品厂的总经理提升为工业局长并不等于他懂得如何领导化工厂，汽车厂，服装厂，电子工厂。如果他当了市长，也不等于他对教育、医疗、交通、金融、财务、法律、治安等各领域都懂了，他的最好策略是为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解决有关困难，最终靠各个领域的领导和员工专心认真地工作。

综上所述，一个人到了上位，要领导和管理更大范围的工作，但他并不能自动获得上位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他唯一该做的就是为一切下位的部门、机构、组织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让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才能。这就是辅万物之自然，也就是上位者无为，而下位者无不为。但是获得新职位的人往往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家也会期待他做这做那，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好像他一下子就有了神通。这不是职位迷信吗？

由以上所说，我们应该明白，职位上升不等于能力、水平、知识、经验的突然提升。因此，上位之人并不能自以为突然有了神通，可以理所当然发号施令，下指示，作决定。这种职位带来的无所不能的自信使每个层次的上位者都非常忙碌，让下位者疲于应付。这种忙碌可能来自于制度，可能来自于过多的自信，也可能来自于下属对权力和职位的迷信。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上位的人应该是最忙碌的。我们假设一个省下面有三十个地区，每个地市有三十个县，每个县有三十个乡，那么，谁应该是最忙的人呢？通常人们会认为，当然是最高的领导人，是省长或省委书记。但是他们下面有三十个地市，如果每个地市首长都胜任愉快，何需省长到处奔波救急救难呢？

同样，如果每个县长都胜任有馀，那么何劳地市首长夜以继日地工作呢？如果每个乡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那么何需县长辛苦操劳呢？

同样，如果家家户户有自己的生活，无须别人给政策、给出路，那么乡长也无须操持万家生计。

同样，一个国家三十个部委，一个部委十个局，一个局十个处，如果每一个领导层次的下级都可以自主地安排好自己的工作，那么上一级的领导就无须那么责任重大了。

所以，领导人的首要责任是选人、用人，建立制度，而不是自己的辛苦忙碌，不断指手划脚。一个校长选好了教授，就用不着经常费心督促检查不同领域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水准；一个公司的总裁选好了各级主管，也用不着自己身先士卒，日夜忧心；一个将军选对了部下，自己就不必准备越俎代庖、冲锋陷阵。总之，领导人只需制订适合形势的大政方针，建立正常的社会生态环境，让手下人自主作事，需要自己亲自处理的、需要紧急处理的应该是例外的、特殊的事件。如果一个领导人需要处理的特殊事件太多，则是这个领导人自身的方针和方法、甚至整个管理系统有了问题。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难道现代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先进的管理就是让大家从上到下都更紧张、更忙碌吗？文明的进步最终应该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品质，还是让更多人疲于奔命呢？难道我们就应该满足于有所努力、有所表现，而不必考虑真实的效果吗？道家的“辅万物之自然”的原则就是要百姓各事其业、各司其职，各安其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上位之人不需要自呈其才、自显其能。若一个城市的老百姓根本不知市长是谁，也不管市长说了些甚么，但是他们生活得自在、自足，满足，这是不是更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呢？

总之，在上位的领导人不一定应该是最忙碌的人。他们轻松一些，恐怕正是社会运作良好以及他们善于领导的标志。不需要领导人忙碌的社会群体可能正是自然和谐的生存单元，其人文生态环境应当是值得向往和追求的。

我们这样讲，有些朋友会心领神会，有些朋友会大惑不解。很多人会认为，当领导的，在上位的就是比我们更能干的人，比我们有更大责任，他们忙碌是理所当然的，听他们的话是理所当然的。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事实。但是一般说来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上位者越忙于彰显自己的高明，下位者越无所适从。

因为上位者并不比下位者了解真实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如果上位者的指示决定与实际情况不吻合，下位者又不能解释、说明，或申诉无效，那么下位者只能消极怠工，或者阳奉阴违。上位者自以为决策英明，正确无比，下位者只能心中苦笑、冷笑。这种局面是上下皆输，没有赢家，最不幸的是百姓、员工。这与老子的智慧背道而驰，因为老子哲学最关心的恰恰是天下的自然而然的秩序，百姓与万物的自正、自富、自在。

也许有朋友会问，老子哲学太片面了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提倡上位者的责任感吗？难道他们不应该辛苦操劳吗？从老子哲学出发，可以有两点回答。

第一，在老子哲学中没有上帝，没有神，而人总是有局限的，如果一个普通人自以为是，那影响范围很小，但是如果一个在上位的人自认为一贯正确而不停下指示发命令，那影响的就是几百、几千、几万人，因此不能不谨慎。

第二，老子哲学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神谕。作为一种智慧，需要我们领会，适当运用，而不是作为一种教义要无条件地照搬、执行。具体说来，什么时候应该提倡奋发有为，什么时候应该提倡无为而治，要看时间、地点、条件，不能指望一个教条适用于所有情况。上位者无为而尊，下位者有为而劳，这种观点有普遍的意义，但不是毫无例外的教条。这又涉及老子的正反观的理论。我们以后会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