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成都05

五

我回到自己的居所，无论如何也没法抑止狂跳慌乱的心，一种无耻的罪恶紧紧裹住我了。我躺在床上，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断在脑海里回放，喘息、深入、冲撞、呻吟……所有的细节不可遏制地展现在眼前。后来，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平静下来，我反复询问自己，我是否做错了什么不能饶恕的事，是否不可再这样继续犯错了。

然而，当第二天傍晚降临的时候，我又变得焦燥不安。我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双腿。我又冲向武候花园。晓莉姐打开门。我看见她疲惫不堪的双眼。也许她也度过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就在我们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彼此心中的欲望再次被点燃了。熊熊烈火焚烧着我们。我们又相拥在一起，忙乱地探寻着对方的身体。

结束以后，我们重重地瘫倒在床上。所有的衣物和被单散落一地。晓莉姐蜷缩着侧身面向我，脸上的怜爱和羞涩是我未见过的。我伸出右手把她揽在怀里。她像一只小动物温顺地伏在我的胸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静默无声，窗外传来邻居家播放的萨克斯音乐。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至少我的脑中是一片空白。这是一种令人舒坦和满意的空白。真的，成天行色匆匆，为生计和体面而绞尽脑汁的人们，偶而让空白来填充血液，也不是一件值得指责的坏事。

“我很喜欢你。”她突然用双手撑起身子，支起下颌，两只饱满圆润的乳房掉在我的胸前。

我点点头。“我也是。”

她莞尔一笑，重新把头埋下来。我感到她的舌尖在我的皮肤上滑行。

我们又冲动起来，恢复了粗暴剧烈的行为。我们不知疲倦地又做了一次。

晚风轻轻地撩起窗帘吹进来。我看见草坪上的树木瘦小的枝干。天空晴朗湛蓝，深邃得没有一丝驳杂的云彩和星星。我把双手枕在脑后。我能感觉到她柔情似水的双眼正注视着我。

“你在想什么？”她问。

“没有哇。”我的确什么都想，沉浸在一种自足的倦怠里。

她摇摇头。“你没有想想我们吗？”

我侧过身子望着她。

“我们以后怎么办？”

“以后？”我不加思索地说，“娶你呀。这还用问。”

她笑了，含有一种苦涩和不相信的成份。

我急了。“你不信吗？我马上发誓。”

我翻身爬起来，右手高举空中。她立刻拉住我。“不要这样，小余。”

“我爱你，晓莉，这是真的。”许多天以来，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恋终于被我脱口而出。

她的脸慢慢严峻起来，恢复了平时的姿态。我听见她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把衣物穿上。”

说着她下地拾起衣物，一一扔给我，自己站在镜前系上胸衣。

我心中的兴致一落千丈，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变脸。我偷偷地看了看她。她低着眉，把手里的东西弄得恨恨的。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卧室。济济和保姆散步还未回来。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心不在焉地盯着电视。

后来，我好像没有告辞就离开了。我看见她满脸的焦虑和烦燥。我没有对付这种场面的经验，不知道是安慰她还是躲开。我选择了后者，极不情愿地回到住所。

同样的焦燥不安弄得我无法坐下来。我在窄小的屋子里来回踱步。晓莉姐骤然的变化令我不解。我不明白什么时候得罪了她，让她不悦。我开始回忆自己的话，哪一句不妥，哪一句给她以歧义。思前想后，我不得而知。然而，我越是找不到答案就越是心急如焚。我象一只被揍昏了头的东北虎在屋里乱窜。最后，我不得不重新跨上单车，再次奔向武候花园。

在我抬手掀门铃的时刻，我听见客厅里传来济济和她母亲的笑声。我愣了一下。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充满着欢乐的喧哗。济济跑来开门，一看见我，就扭过头向屋子里报告我的到来。过了一会儿晓莉姐出现在眼前。从她的脸上我没有发现一丝异样。她微笑着，两只酒窝挂在脸颊。

“进来坐呀。”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们都坐下来。突然的变化搞得我手足无措。我暂时还来不及从刚才的焦躁中脱身。我感觉到我的笑容很不自然。

我看看济济和保姆。两人都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我赶紧咧了咧嘴。这时候，晓莉姐突然站了起来。

“走，去看看我的草坪。有半个多月没修剪了。”

我明白她的意图。

“我也去，妈妈。”济济对这个建议非常欢迎。

她母亲回过头，立即沉下脸。保姆赶紧拉住她。

“济济不去啊，乖。妈妈和叔叔是大人。大人才知道该不该修剪了。”

“我知道。”小家伙嘴里虽这样说，双脚却不敢向前迈一步。

我和晓莉姐走出门。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完全是平时眉飞色舞谈笑风声的模样。而我却板着脸，对她的谈笑无动于衷。

走出好远了，我终于忍不住停下脚步，粗鲁地把她的双肩扳过来，朝着我。

“你怎么了？”她洋装糊涂的脸凑过来。

“我……我……”我越急越是语无伦次，“这话该我问你。”

“是吗？”她说完故作惊讶，歪着头作思索状。

而我却气不打一处来，我高声嚷道，“你今天忽阴忽晴，一会儿笑一会儿怒，弄得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甭想嘛。”她笑喜喜地说。

“我要！我要想！我还要问你。”我的犟脾气上来了。

“那你慢慢想得了。”她眉头一扬，完全是一副打趣的模样。

我对她这种不认真的态度怒不可遏。我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过了很久她止住了笑声，我已经心急如焚张口结舌。她看着我，目光定在我的脸上。她突然把双手搭向我的肩头。我听见她喃喃的语调。

“你怎么这么傻？”她的眼里意外地闪着一汪泪水。

“你干嘛这么认真。”她的声音变得颤抖了，“我是你姐姐你知不知道。你不应该爱我的。”

她的声音哽咽着。看得出她在努力克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我们相差近十岁。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的很多生活观念各不相同。这怎么可能有结果呢，对不对？”

她抬起头望着我，竭力保持着一位姐姐的风度和姿态。她坚强着终于没有流下泪来。

“你不用这么在乎我。没必要这么晚了又跑来。其实我没事。姐姐经历的事比你多得多。你回去吧。”

“不。”我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一点也不想离开她。我内心的恐慌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到我的小屋子去了。我一定要和她生活一辈子。

“你必须听我说，”她见我如此执拗，着急地说，“我只能是你的姐姐，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你可以每天到这儿来玩，我非常欢迎。但你必须打消其余的念头。不然……”

她拉下脸，露出绝然的表情。“不然，我再也不会见你。”

她转身头也不回地跑了。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湿漉漉的雾气打湿了草坪，也打湿了我冰凉的双脚。

我头晕脑胀，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艰难地蹬着单车往回走。推开门，我就轰然倒在床上，再没有一丝力气。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来的。我睁开双眼已经天光大亮。十二月的阳光柔软无力地摊在我的身上。校园里传来学生们课间嬉闹的声音。我觉得全身酸涩乏力，头部昏沉沉的。我试着坐起来却失败了。我只得睁着双眼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

后来我跟罗婆婆打电话说自己感冒了，今天不能来。罗婆婆也没作太多的过问，宽慰几句就挂了。我意外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天，却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只是在下午去附近的集市闲逛了一气。

许多年以后，我在回忆那个令我难忘的圣诞之夜，我为自己当时的笨拙和无知感到好笑。此外，更令人可恨的是我当时的糊涂。我被晓莉姐反常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恨她还是爱她，应该避而远之还是一如既往。我完全没有想到她这样做是因为爱我。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那就是无论如何，我对她的爱和感激是不会减弱的。

真的，说到感激，我忍不往要多说几句，从那以后，我惊讶地感到自身观念和性格上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下意识觉得自己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了。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责任，一种涵盖了保护、报答、供养、尊重、自信等众多成份在内的理所当然的责任。我也真的试着这样去做，不断地改变自己。其实一个人的成长不需要太长的过程，往往因为一次事件，或者短短的一瞬，他的顿悟使他的人生态度立即与从前截然相反了。

元旦过后，我接到赵大哥捎来的口信，叫我上他家去一趟。赵伯伯一周前痊愈出院，幸运地躲过了手术，虽然行动比以前更为迟缓，但必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下午关门后我推着书箱来到小区。赵伯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脚边放着一只拐杖。罗婆婆正在厨房里淘菜，“哗哗”的水声盖过了电视里主持人流利的普通话。我放下木箱。赵伯伯招呼我坐下。我没有看见赵大哥。

赵伯伯从茶几下层取出一个信封。他边递给我边说，“志远今早回北京了。那边催得紧，来不及亲自给你办这事。”

我接过信封，上面有几个工整的小楷字——“太安制药公司 王黎新（收）”

“这是志远临走前交待的。他说这家公司的王总经理是他大学的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他已经跟这个人通了电话。姓王的答应给你一份工作。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太安公司在温江，离成都不远。”

我欣喜万分，不知道该如何说上几句感激的话。

“你最好明天就去，免得别人忘了。书亭这边我安排好了。楼下的小魏先接替几天，熟悉之后我就把他定下来。”

我不住地点头，紧紧地把信捏在手里。我为赵大哥的守信而百感交集。我想，我从此再也不会在街头卖书了。当然，我不是鄙视这种行业。我是有抱负有出息的人，我不会让数十年的光阴抛撒在铁皮屋子狭小的空间里。而同时，一丝隐隐的不安困扰了我，我没有学过医，对制药那一套完全一无所知。我担心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用心勤学不耻下问，要在短时间内熟悉业务。我一定不能放弃这难得的好机会。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我简单地打扮一番，从皮箱里翻出离家时带走的唯一的碎花领带。领带用塑料纸包着，我从未使用过。自从认识晓莉姐后，准确地说应该是对晓莉姐产生不易察觉的爱慕之后，我开始改变自己松散而懒于修饰打扮的坏习惯，注重自身的形象和仪表。我把一本时尚杂志摆在镜前，上面有几种领带的简易打法。我照着图案重复了几次，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领结。我罩上心形毛衣，套上黑色西服就出了门。

我在八点刚过的时候就赶到太安公司的铁门前。太安公司位于温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在电视或其它媒体上很少见到它的广告，但在省内还是小名气的。我向一位穿着经济民警制服的年轻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还把手上的信封递给他看了看。他立即回到门卫室拨通了里面的电话。几分钟之后，他走出来给我指了指行政大楼的具体位置，挥手让我进去了。

经过空荡荡的花园式厂区，绕过几幢挂着“制剂车间”、“提取车间”、“质检部”等牌子的大楼，我按照门卫的指点来到了一溜大理石镶嵌的平房门前。很快，我走进了总经理室。一位三十出头、瘦削精干的老板模样的人正在神色严峻地接电话。他瞟了我一眼，立即点头笑了笑，抬起捏着签字笔的右手，示意我在门口的沙发上坐下。我心里一热，对他和蔼的态度报之一笑，略微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暗自思忖这一定是位容易相处的好老板。

他放下了电话，起身从写字台后跟我握握手。我们重新坐下来。我递上了赵大哥的那封信。

一位身着职业女装、胸前挂着塑封证件的秘书从侧屋走出来给我泡茶。王总经理背靠皮转椅飞快地阅读了信的内容。

“好的。”他抬起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我暂且安排你在质检部协助江总作GMP工作，以后根据表现再作调整。你的月薪按八佰元计算，所有的手续由办公室李主任带你前去办理。”

他说完又想了一下，接着说：“厂内有宿舍，如果你需要，可以搬进来。”

“太谢谢你了。”我谦卑地说，“我想还是搬进来比较好些。”

“好的。”他侧过头对女秘书说了一声“叫李主任来一下，”又翘了翘嘴角对我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没有了。”我彬彬有礼地对他说。在走出门之前，我再次向他表示了感谢。

“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我跟志远是铁哥们。”他富有人情味地小声对我说，还悄悄作了个挤眉弄眼的怪相。我觉得他跟赵大哥迥然相异的待人方式，豁达、热情和几分自在的顽皮。我欣赏这种方式。

我非常顺利地被太安制药公司留下来，跟着一位六十岁的老工程师江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半个月以后，我不仅对公司的一些基本业务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我已经可以独自完成GMP药品生产管理规范中的文件书写工作。当然，这与自己的努力和江总的指导是分不开的。江总是六十年代药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保留着那个年代莘莘学子们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随和的为人处世态度。对于我的提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画图、分析，还耐心地带我去几个车间熟悉药品生产的工艺流程，帮助我建立从宏观到微观的感性认识和概念。我对制药这一行业愈来愈清晰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床上思忖，我真是有福气啊，这半年多来所遇的好人们，给我的帮助和扶持是那么地无私和有效。我打算将来某一天写部小说来纪念他们，同时也纪念我在成都这段时光里富有意义的所作所为。

王总也时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简短地询问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我老实地一一作答。作为介绍我入厂的总经理，他尽力做到人至义尽。许多职员对我的到来和安排投以羡慕的目光。不只一次有人低声下气地问我，你跟王总是什么关系？对于这种爱打听别人事由的人，我也不便得罪，对他们的提问只是含糊地摇摇头。现在，我几乎一星期都不会走出厂门一步。厂里的作息制度极奇严厉，每天工作整整10个小时，没有午休时间。因此，我和晓莉姐的联系几近于零。只是每周周末去成都一次。好在成温公路路程短，我完全能够在星期一早晨赶回公司，因而我与晓莉姐又可以多呆上一个夜晚。

经过那次的一番吵闹，我们起初的狂热已渐渐冷却，双方都变得平静和克制。虽然我无法掩示内心对她的爱恋，但已经不会轻意去碰她了，我怕她生气。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我们照例成双地出入，散步、购物、游玩……但不再有过份亲密的行为。我们象害怕触动什么似的，尽量不去提及那仅有的几次放肆。我们彬彬有礼，象火车上同行的两位同事，自在地交谈、说笑，却又显得做作和可疑。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怪怪的。

诚然，这种可笑的关系不会维持多久。一个月以后的某个周末之夜，济济被保姆带到农村的家中去玩了。孤男寡女再也没法沉静下来。我们又找回了当初的疯狂和热烈。这一次我们终于明白过来，我们是没法分开的。再强大的力量在我们的爱情面前，都是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然而有一丝遗憾始终萦绕了我，晓莉姐至今没有对我说上一句“我爱你”之类的话，并对我的表白和请求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