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玄奘为什么跋山涉水求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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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这里是《一听就懂的心经》，我是金刚师红。

上一讲中，已经说到，玄奘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流传最为广泛，它之所以如此，原因自然众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赖于文学艺术的流传，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现在大家都说它的作者是明代的吴承恩，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并没有注明作者，一直到清朝才有人提出这种说法，然后沿袭至今。这部小说的主题 “唐僧取经”，描写了唐僧师徒，一路降妖伏魔，历经磨难，终于到达西天，五圣成真。小说中的唐僧，其原型就是我们这本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翻译者，唐朝的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是因为感觉当时的教界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异说纷呈，由此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最后他西行五万里，九死 一生，亲身经历一百一十个国家，足迹踏遍古天竺，遍学大小乘各种学问，最后满载盛誉，带着佛经等回到祖国，大兴译事。他还由帮他译经的僧人辩机记录自己的口述，写下了取经途中的一路风光，这就是《大唐西域记》。

玄奘传奇般的人生，他所经历的多姿多彩的不同疆域，以及所记录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深深地吸引了艺术创作者们，但是把玄奘大师“植”入艺术作品中间，并非开始于《西游记》。现存最早的宋元说经话本，题目就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没有注明作者。因为有诗有话，所以叫作诗话（并不是讲诗歌鉴赏、评价诗人、诗歌流派的诗话）。只是这本《取经诗话》，它的主要人物是猴行者，表现猴行者的神通广大，而非突出大唐三藏。还有西夏时的敦煌壁画，其中就有最早的唐僧取经图。

所以《西游记》并不是第一个艺术化表现玄奘西行求法的文艺作品，但是这本小说写得非常的精彩，抢滩涉险、降伏妖魔、神异莫测，所以上至耄耋老叟，下至无知小儿，都是非常喜欢。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又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诸多中外学者加以研究。到了当代，还被拍成电视电影，像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1986年春节一经播出，收视率高达89.4%，回放次数超过3000次，因而全国上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作为以玄奘取经为蓝本的艺术作品，通过作者的想象修饰，自然，和历史的真实是会有所不同。

现实中的唐僧玄奘，并没有经历像《西游记》里一样的王母娘娘瑶池蟠桃大会，也没有女儿国的奇遇……更不是像小说中写得那么懦弱无能，但是，对佛法追求的矢志不移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西游记》在某种意义上，替唐僧玄奘以文学的形式，竖立了一块在亿万人心中的不朽丰碑，而在这丰碑之上，还影现着众多和玄奘一样的求法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西行取经的并非只有唐僧玄奘一个，仅仅义净法师所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了玄奘645年西行回国以后，到此书写出为止的四十六年之间，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西行求法的一些事迹，所记就有五十七位，更不要说在唐朝之前、之后，都有这样立志远赴异乡求法的高僧大德。所以这本书上说：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意思就是，自从法显和尚首开西行求法，以玄奘法师为代表，其间克服各种艰险困苦、翻越沙漠雪山、广渡沧茫大海，这样孤单前行、舍身求法者，在祖国神州自古有之，他们无不是因为“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因为向往圣地，希望日后上报四恩。所谓报四恩，佛教中人经常讲一句话：“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讲的就是人要有基本的知恩感恩之心，要记得报答四大恩德，这四大恩德就是父母恩、老师恩、国土恩、众生恩，父母给我们身体，老师教会我们做人，尤其是佛恩浩荡，养育人的法身慧命，而国家，当我们看到国际上一些国家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我们这时候是会感恩命运，让自己生活在如此和平的祖国，这就是一个让我们体会到国土恩德的时刻，同样，我们的每一天，都离不开无数人的劳动，何况按照佛法的观点，大家都有无限的生命，可能过去都曾经做过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但是，佛法讲的报恩，除了一般意义上讲的报恩，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就像儒家，他们都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你以为为父母做点事，给点吃的，就是孝了吗？那是不够的，要做到内心真正好，态度也好，那才不容易！而佛教徒则以最终帮助自己的恩人们解决永恒痛苦为究竟，所以这两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愿以此功德”，就是要以自己修行的灵性功德，去报答圣恩，上求下化。

那这段话呢，赞颂这些求法的法师们，唯以报恩圣恩为己任，其中，是以法显为首开者。法显是晋朝人，他的名字前一个字是法律的法，后一个字是显示的显，大家对他的评价，都认为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心志行为都敏捷而明确，严行威仪也极为整齐严肃，也就是修行方向正确，不忘众苦，而且持律精严。法显，在晋朝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和一些同学一起从长安出发，以求经为使命，走过了汉代的张骞、甘英都不曾走过的险途，经历三十多个国家，终于到达古天竺，用十四年时间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于义熙九年也就是413年回国。和他同行的僧人，或者途中圆寂，或者留在了印度。

但实际上，法显还不是最早出国求法的人。真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求法者，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嘉平二年（也就是公元250年），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立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同时，朱士行也是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只不过，他还没有走到古天竺，而只是走到当时的于阗国，今天的新彊和田一带，就如愿以偿地求到了比《小品般若》更为完备的《大品经》，此后，他派弟子送回他抄写的60多万字的梵经，自己仍然留在于阗，在那里涅槃。

朱士行取得《大品经》梵本，是在公元260年，比法显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足足早了一百多年。

这些取经的感人事迹，往往都是起因于他们自己所修学的教法在国内不能真正明了和圆满，所以，这些高僧大德宁可“独步铁门之外”，走出国门，孤独地翻越千山万水，“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为探索宇宙规律、人生究竟而出生入死。

但是这些历史上光辉的名字，正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言：“胜途多难……结实罕一而全少。”意思就是，这条通往天竺的取经之殊胜之路、神圣之路，往往却是充满了艰险，真正如同玄奘、法显、朱士行一样，取得胜果者并不很多，甚至极为稀少，有太多的人，从此湮没在流沙之中，险滩之上，可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们。但是，通过小说这种充满了想象力的作品，人们记住了历史上还曾经有这样一种为了佛法而舍弃一切的追求。可以说，《西游记》中的唐僧，不仅寄寓了玄奘的舍身为法、胜果丰硕，也浓缩涵蕴着这些前赴后继的取经人，甚至，也浓缩了从古天竺以及西域来到中国弘法的高僧大德们的精神和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