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个君子的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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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个君子的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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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文稿


孔子:一个君子的文化苦旅


孔子问道老子 

在老子之后,孔子站出来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老子在路上,孔子也在路上。


说起来很有趣,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提出过一个在路上的概念,曾经激动了全世界年轻人的心。为什么激动呢?因为在路上,一个人摆脱了固定的环境,陷入了广阔无比的陌生和未知。


但是生命的缆绳还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上,这比你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强大,全世界年轻人都风靡在路上,这个概念是不奇怪的。我曾经也非常着迷这个概念,而且自己也投入进了行动。


但是谁能想得到呢?早在2500年前,中国顶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已经在路上了。先是老子,再是孔子。孔子第一次隆重地上路,成为一个在路上的人,恰恰是去拜访老子。它的路程实在不近,是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今天的河南洛阳。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几岁吧,孔子是以学生的身份去问道的。现在洛阳好像还有一个碑刻着孔子问道处”。但是由于年代太远了,孔子这次长途旅行的情况已经不太清楚。其中还有好多争议。


比如在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的休斯顿中央银行的大礼堂里讲述中国文化史,听的人非常多,连我们国家领事馆的文化参赞,也只能坐在礼堂外面的台阶上听。我从上午讲到下午整整一天。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上来,他因为听到我在讲课的时候,把孔子放在老子后面,就问他看到一项历史资料说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也就是说老子晚孔子早,这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说,确实有历史书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了同一个人,太史儋的就是现在海南岛儋州的“儋”。因为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而这是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


由于同一个函谷关,由于同样的出关事迹,所以好多人搞混了,甚至于好多极其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搞混了。我相信孔子比老子小,而且他也认真地向老子请教过,因为有好多古籍互相参证,这些古籍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等,我更相信这些古籍。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与老子见面以后出现了什么情景?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对话?这也有很多说法了。由于他们俩人后来谁也没有过多透露这件事情,所以各种说法也只是后人的猜测,猜测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我觉得其中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


一种说法是老子看了一眼远道而来、满脸笑容、意气风发的孔子,又看了一眼窗外与孔子一起来的朋友和学生,以及他们身后的马车,他就说:年轻人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老子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却包含着对孔子的误会。老年人看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孔子当时的意气风发,一是因为赶了长路,终于走到目的地;二是因为见到了早就要来拜访的老子,这种高兴劲头让老子产生了某种不太正面的联想。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孔子刚坐定就问老子周礼,也就是周朝的礼仪。老子说:天下的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这句话正好是老子的基本思想,如果孔子不问,他也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他把天地人间的哲学以一个“变”字来概括,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反过来,孔子的问题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思想,他一心就想恢复周礼。他的这种想法看上去是倒退,其实他是希望给这么辽阔的土地、这么纷乱的社会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礼仪。也就是说,他想给老子所说的“变”以一种可控的程序、一种普及的仪式。


显然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不同的,他们的精神方向也是不同的,但都是对的,产生了一种互补性的平衡。对于他们俩人的见面,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文叫《老子和孔子》,中间曾经用三四百字的篇幅发出过我的感慨,所以我需要朗读一下:


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的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该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了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了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在拜别老子之后的20年,开始了更为惊人的长途跋涉,他在外面走了整整14年,而且年龄已经不轻,是从55岁走到68岁。这14年的行走,有一些学生陪着,他沿路讲的话被学生记录下来,他的这些话很想让当时各个诸侯邦国的统治者听。但是他们不听,却被后世2500年间的中国人都听到了,也被世界上很多人听到了。因此,这14年他好像没有走出他期待的结果,却走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他的这次漫长出走,历史上叫做周游列国。当时所谓的列国,其实都是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除了征服和结盟,谁也管不了谁。但孔子却希望让他们在精神文化上取得一些共同语言,他没有成功。孔子这次上路有点匆忙,他一心想着在鲁国做一个施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曾经掌握过一部分的权力,但后来实在冲破不了顽固的传统的政治势力,被鲁国的贵族们抛弃了。


他以前也曾经对邻近的齐国抱过希望,但是齐国另外有一番浩大开阔的政治理念。齐国那个小个子的宰相晏婴,就不太能够接受孔子的那一套,孔子就只能去卫国了。卫国的君主卫灵公很快接见了他,一见面就问他,你在鲁国拿多少俸禄。孔子回答以后,卫灵公马上说按同样的数字给。这听起来很爽快,不要上班不要干事,拿的俸禄是一样的。但是孔子走那么多路,难道就是在拿这些俸禄的吗?孔子等待着卫灵公来问政,但是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牵涉到一个孔子认识的人,孔子面临危险只能仓皇离开。后来,孔子在别的邦国遇到的问题,大体都是这样——一开始表示热烈欢迎,也提供一些生活援助,但是完全不听他的政治主张。因此每一次都是抱着希望而去,后来又深深失望而走。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了战场,孔子和学生已经七天没有吃饭。孔子看了大家一眼,问,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要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说也许我们的仁德和智慧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孔子不同意,说不,古代那些仁德和智慧很高的人也不被信任,反而被饿死、杀死。学生子贡想回答老师的问题,说,也许我们的理想太高了,老师能不能降低一点?孔子也不同意,说不能为了别人接不接受而降低了自己的志向。学生颜回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了,说如果我们学说不好,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很好,别人还不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孔子同意颜回的这个说法。


但他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真正的君子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吗?一会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过一会他否定了,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可能被世人充分接受,被充分接受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君子。对于这个矛盾,还有孔子在进步还是保守的问题上的矛盾,后人总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批判。对这种批判呢,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还朗读一下: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孔子之死 

孔子行走了14年,回到故乡的时候已经68岁。回家一看,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过了两年,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再过一年,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接着他最忠心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面对着接连不断的死讯,年逾古稀的伟大的思想家一直是扬天呼喊,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但是就在这悲惨的晚年,他还是在大规模地整理着六经,尤其是在《春秋》上下功夫。把他的大一统、正名分、天命论、尊王攘夷等等一系列的观念,郑重地交付给中国历史。


如果说后来秦始皇在领土上让中国成为中国,那么孔子在思想上让中国成为中国。对于他的去世,我要朗读我以前写的一段文章了,我是这样写的:


(孔子)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

这双鞋子走出漫长的路,后来将成为很多很多人的路,成为全人类最大族群共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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