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 杨树达一家三代对《论语》的研究

本集文稿

古代有学者研究传统学问，学问可以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比如清代学者，一门研究儒家经典，几代都以经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清代最有名的论语专家刘宝楠，写了一部详细的论语注释《论语正义》，代表了清代研究论语的最高水平。可惜书没写完就过世了。

他的儿子叫刘恭冕，就子承父业，把这个书续完了，成为不朽名着。台湾有位已故的大学者叫周法高，他曾发表文章说，像德国和日本，还有祖孙几代研究某一学问的家族，比如写中国历史，三代一代一代接着写，就以研究某一学问，为家族的事业，家族的光荣。但中国上世纪自抗战后，先是战乱，后是运动，就较少有这种家学的传统。

当然个别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我们上次讲的钱穆，他的儿子钱逊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写了一本很好的《论语浅解》，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修订改名叫《论语读本》，在中华书局出版，最近又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一个注本，他还写过《先秦儒学》等著作，对儒家有很好的研究。除了钱家父子，还有三代研究论语的例子。

比钱穆还年长、1885年出生的杨树达先生是老一辈研究古汉语和古文献的大师，早年留学日本，在北京教过书，在湖南教过书，毛泽东早年还听过他的课，他一来根底好，很多古书背得很熟，二来既有很好的传统根底，又善于吸收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在学术上有不少创见，三来非常勤奋，不断博览群书，不断勤做笔记，不断撰写论著。

据他自己说，他隔两米就看不清对面人的长相，而他夫人说，在电灯不普及的时代，每天早晨光线刚从窗外透进来，他就坐在窗下看书，一看几个小时，所以视力受损太厉害了，换来的是众多重要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杨树达文集，17册，20多种著作。

在论语方面，他有一本40万字的专着，叫《论语疏证》，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论语研究着作之一。他先录一句论语原文，然后他的疏证不是自己解释，而是从论语里抄录跟这几句话意思相关相近可以参看的段落，然后从唐以前的古书里抄录或者是谁引用发挥过这句话，或者谁说过意思跟这个相通或相近的话，注意他抄的不是论语注释的专书，而是其他各种古书中的相关材料。

这比光抄论语注释的专书难度更大，因为需要你有大得多的古书阅读量才行。比如论语第一章学而篇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杨先生在下面就引了孟子荀子相近的论述，又引了论语雍也篇里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赞美，可以让我们掌握先秦大儒相同的观念。

另外在杨树达的论文集里，也有不止一篇论语文句的考订文章，其中一篇叫《温故知新说》。我们都知道温故而知新是孔子的名言，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作为一个教师，既要温故，也要知新，一种解释是只有通过温故才能知新，要不断地对已掌握的旧知识加以温习熟悉，可以体会到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新东西，发现以前忽略了的现象和规律。而杨先生自己就是温故知新的模范。

一位他特别熟的学生，曾经回忆＂老人平常家居经常手不释卷，对用来研究的书籍，每每读了又读，不厌百回，这是一种温故的精神，因为温故，所以更能知新，一方面对材料更加熟悉了，一方面对熟悉了的材料运用起来更能融会贯通，例证丰富。人们只知道他学问渊博，不知道他的渊博，纯是从温故中得来。＂

杨树达在《温故知新说》里批评了两种人，一种是能温故而不能知新，一种是能知新却不能温故。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对传统学问功力很深，但对某些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持排斥态度，这是温故而不能知新，就不免流于庸，就是平庸。另一个是看到西方的新学说，就拿来硬套中国的古书，有时并不符合实际，这是知新而不能温故，就不免流于妄，就是虚妄。他在文章里没有点名，但他的日记也收在文集里出版。

他在日记里明说，温故而不能知新指的是黄侃，知新而不能温故指的是胡适。胡适当然是我们都知道的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界的大师，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确实有些地方拿西方学说来跟中国古书比附。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最杰出的学生，旧学功力非常深厚，但对某些新东西的吸收不像杨树达那么积极。

所以杨树达对他们都有微词。但在这里我要声明两点，第一杨树达可以认为胡适知新而不温故，黄侃温故而不知新，但我们是没有资格跟着这么说话的。因为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把握，根本是我们只能心向往之的，更不要因为听到杨树达的批评，就以为胡适黄侃的书都不值得看。

第二，杨树达觉得在温故知新方面，他比黄侃做的要好，但他绝不是以为黄侃一无是处。相反的，他批评的都是最看得起的人，他对黄侃的学问当然是佩服的，绝对承认黄侃掌握的东西自己还没有全部掌握，所以他的侄子跟他读书，他觉得还不够，明确指示侄子再去磕头拜黄侃做老师。从这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问题。

而他的侄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写《论语译注》的杨伯峻先生。杨伯峻先生生于1909年，论语孟子当然是他从小书读的书。他师从杨树达，又师从黄侃，在古汉语与古文献方面打下了坚实全面的基础，不到30岁就出版了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专著。在古文献方面，他注释的左传和列子都很受好评，而被更多人知道，当然是因为他为论语和孟子做的译注。《论语译注》是1958年出版的，到今年正好60年。

这本书的影响太大。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杨伯峻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帮助更多的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又正确的读懂论语，给论语做了译注。论语在他之前也有人翻译过，但都不像他这么专业，也不像他这么认真，从注释到翻译，从字词句到古代的名物制度与风俗习惯，杨伯峻都广泛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参以自己的心得，尤其是作为古汉语专家，他事先编论语词典，全面弄清楚论语的语词用法之后，再来给论语作译注的。

他说，＂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意。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虑作者的本意，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我认为无论读什么书，必须先探求作者的用心，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所以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花过这样的功夫。所以杨先生的这部译注经历了一个甲子，60年来仍然长销不衰，至今没有被后出的那么多译注所取代，正应了那句名言，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这本译注经过杨树达先生的审定，然后他又请了北京大学的两位大学者，一位是古汉语大师王力提意见一一位是哲学史大师冯友兰提意见，冯友兰还专门给他的书写了推荐意见，这个推荐意见的手稿，现在还保存着。

冯友兰在推荐中说：＂兹送上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著的论语今译稿本。论语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是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先生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大概是从文法方面着眼，有些地方从义理方面看，还有可以商酌讨论的地方。但是论语这部书将来要有很多的翻译本。

杨先生这个翻译本曾经用过很大的功夫，又经过杨树达先生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建议由你们出版。＂正如冯友兰所预料的那样，现在确实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语的译注本，也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任何一本论语的译注本都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现在还有人写出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商榷》这样的书，但不少条都是可讨论的问题，不属于杨伯峻的硬伤，不影响我们的阅读。

而后出的各种论语译注，也不可能不以杨伯峻的书为主要参考资料。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杨伯峻有个侄子叫杨逢彬，是我的朋友，现在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的古汉语博士，早年对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做过改编，以两个人联合署名的方式，在岳麓书社出版。后来他潜心研究，在前年由北京大学出版了《论语新注新译》，对很多疑难字句作了考证，是一部很下功夫的论语新注新译本。

他当然会继承很多杨树达杨伯峻的研究成果，但对某些地方也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补证意见。因为他的书里有很多条考证，这部书对非文史哲专业的读者来说，读起来有点难。而他们杨家三代研究论语，都有重要论著问世，称得上是现代论语研究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