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不苟流俗，狂狷自任

余英时说：“钱锺书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位风雅之士。”

活跃在二十世纪，钱锺书却保留了许多中古士人的习惯，他的《容安馆札记》《管锥编》犹如天书，但这种手写札记在中古士人里十分普遍；

他的考据、勤学令人惊叹，这一点晚清遗老和牛津教育对他影响很深；

他立身端正，洁身自好，有人诘其犬儒，然而比起犬儒，钱锺书又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尤其在五十年代前，他的直言不讳为他惹了一身的麻烦。

外人说他狂傲，钱锺书自评“狷者”，围绕钱锺书有很多复杂甚至矛盾的看法，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前半生的钱锺书狷介独行，后半生的他却遵从着父亲的忠告，小心“默存”。

理解这种转变成为体察钱锺书的关键。

二十年后，当大众纪念钱锺书，除了再度回顾他的幽默语录和美好爱情，更应看到他背后所代表的风尚，以及他在时代变革中的抉择。

由此才能明白，是特定时代造就了钱锺书，钱锺书也只能属于特定时代。

当二十世纪过去，士人遗风都随雨打风吹去，中国对过去完成告别，知识分子也退居边缘，钱锺书这样的文人就会远去。某种程度上，人们之所以纪念钱锺书，是因为世间再无钱锺书。

01

如今，钱锺书被人熟知的是他的《围城》、婚姻、犀利言行和超强记忆力。

人们惊叹于《围城》的机心巧语，也为钱杨夫妇的幕后故事羡慕三分。

小说之外，钱锺书在校园的轶事被引以为趣。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里就惊叹道：

锺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844号。余在校4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钱锺书成为文化江湖的传说，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绝佳样本。

他的学问，他的爱情，他对世事的洞察，以及他在动荡年代的自保，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狂狷人设偕同爱情神话，将钱锺书塑造为大众眼中的文化偶像。

以致于二十年后，当大众媒体纪念钱锺书，用的标题仍是“最狂的才子，最深情的丈夫”。

余英时说：“钱锺书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位风雅之士。”

活跃在二十世纪，钱锺书却保留了许多中古士人的习惯，他的《容安馆札记》《管锥编》犹如天书，但这种手写札记在中古士人里十分普遍；

他的考据、勤学令人惊叹，这一点晚清遗老和牛津教育对他影响很深；

他立身端正，洁身自好，有人诘其犬儒，然而比起犬儒，钱锺书又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尤其在五十年代前，他的直言不讳为他惹了一身的麻烦。

外人说他狂傲，钱锺书自评“狷者”，围绕钱锺书有很多复杂甚至矛盾的看法，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前半生的钱锺书狷介独行，后半生的他却遵从着父亲的忠告，小心“默存”。

理解这种转变成为体察钱锺书的关键。

二十年后，当大众纪念钱锺书，除了再度回顾他的幽默语录和美好爱情，更应看到他背后所代表的风尚，以及他在时代变革中的抉择。

由此才能明白，是特定时代造就了钱锺书，钱锺书也只能属于特定时代。

当二十世纪过去，士人遗风都随雨打风吹去，中国对过去完成告别，知识分子也退居边缘，钱锺书这样的文人就会远去。

某种程度上，人们之所以纪念钱锺书，是因为世间再无钱锺书。

01

如今，钱锺书被人熟知的是他的《围城》、婚姻、犀利言行和超强记忆力。人们惊叹于《围城》的机心巧语，也为钱杨夫妇的幕后故事羡慕三分。

小说之外，钱锺书在校园的轶事被引以为趣。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里就惊叹道：

锺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844号。余在校4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钱锺书成为文化江湖的传说，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绝佳样本。

他的学问，他的爱情，他对世事的洞察，以及他在动荡年代的自保，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狂狷人设偕同爱情神话，将钱锺书塑造为大众眼中的文化偶像。

以致于二十年后，当大众媒体纪念钱锺书，用的标题仍是“最狂的才子，最深情的丈夫”。

人们津津乐道钱锺书的“狂傲”，一次次在文章中复制粘贴他的大胆言论，有趣的是，这位“最狂的才子”却能在公共领域谨小慎微，尤其是在后半生，说话恪守着安全的尺度。

这让钱锺书实现了一个奇迹，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后面的一系列考验，却总能化险为夷，并且保全清白之身。

当同行为了活命不得不违心说话甚至出卖友人，钱锺书仍然和杨绛守在自己的冷板凳，继续默默耕耘着案头文章。

这样能忍的钱锺书令人惊叹，对比前半生那个狂傲的他，很难不让人称奇。

早年的钱锺书，是天下闻名的“毒舌”学者，施蛰存三十年代就与他认识，说他“学问是好的，嘴巴臭”，朱建国不解，施蛰存解释道：“他喜欢讲人家。

他狂妄得狠呀。他背后讲人家都是挖苦人的。 ”

那时，钱锺书不但敢于指出同行的浅薄，也喜欢假托小说家之口，冷冷地讽刺一众读书人。《围城》和《猫》就是例证。

《围城》写于四十年代，钱锺书那时在杨绛的鼓励下，减少授课时间，投入小说创作，每天写五百字，写出一部小知识分子的浮世绘。

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洞察令人拍案叫绝，它继承了《儒林外史》的风格，消解了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文化圈的冠冕堂皇。

由于它的书写过于真实，很多人甚至猜测起小说人物原型到底是谁。叶公超、吴宓、顾颉刚甚至钱锺书自己，都被好奇的读者对号入座。

钱锺书或许没想到，《围城》这部游戏之作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长销书。

如今，《围城》这本1947年出版的小说，于1980年秋天重版后，一印再印，平均每年的印量过30万。最多的一年达100万。

有趣的是，晚年钱锺书并不满意《围城》，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重印前记》里，他说：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

打算再写一本小说，但没有成功。

钱锺书为何对《围城》不满意？他没有明说，不过可以从他在《管锥编》中的一段话找到启示。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认为好文章需符合"常山蛇势”，即“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而《围城》虽然机巧，却逞才过剩，表意过明，在思想密度和行文弹性上有所欠缺。

同一时期，钱锺书还创作了中篇小说《猫》。

《猫》创作于1944年。当时，批评家李健吾和郑振铎策划出版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二人准备向钱锺书约稿，原本敲定刊载小说《围城》，

李健吾说：“西谛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

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期发表《围城》，作为补偿，他给李健吾发去了《猫》，后来收入小说集《人·兽·鬼》，这也是一篇讽刺人力透纸背的小说。

在小说里，钱锺书讽刺文凭“好象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包羞遮丑”，说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

他暗笑“归国读书人”自诩先进，把西方的学问看得比中国的学问“新”，却由于眼高手低、不通世故等原因碰壁。

02

钱锺书的文风与他狷介、孤傲的性格有关。在英国留学时，他就比较孤僻，和中国朋友很少来往。

杨宪益当时和他交朋友，有一次别人拉他俩聚会，人家都在交际，钱锺书却和他聊法国作家瑟维叶夫人的书札集，越聊越起劲，置别人于不顾。

“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钱锺书从牛津毕业回国后，狂狷的个性没有改变，他被冯友兰邀请进入西南联大，在外文系执教，原本年纪轻轻，前途光明，却因为言语直接，“把人全得罪了，闹翻了，呆不住了。”

（杨宪益语）据考证，由于口才极好，为人风趣，钱锺书在联大深受学生喜欢，但他因为购书一事与时任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产生矛盾，所以只待了一年，钱锺书就写信给叶公超，声称老父多病，需要陪侍，离开了西南联大。

时任联大校长梅贻琦得知钱锺书离开，两次电报挽留，但没有下文。钱锺书这段联大经历众说纷纭，流传出不同的版本故事，总而言之是极不愉快的。

 从西南联大离开后，钱锺书已然有收敛狂狷的迹象，他把讽刺都写进小说、散文里，与人交谈则客气许多。

四十年代做家教、去上海暨南大学当教授，乃至受聘担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钱锺书在同事中的口碑都很好，与西南联大时期大有不同，出格的言论也不多。可见早在建国前，他就已然懂得收敛锋芒。

“默存”并非一蹴而就。 1948到1949年，许多文人忧虑于政治形势，决定远赴港台或海外，但钱锺书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留在内地，去北京担任清华教授。

建国后，考虑到严峻的政治形势，钱锺书继续保持谨慎，但私底下依然“毒舌”。

有一次编辑陈丹晨问钱锺书：“听说您看不起曹禺。真的吗？”钱锺书严肃地否认道：“没有，没有……”紧接着一句：“那时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

还有一次他去开一个翻译会议，名单里大部分译者他都不欣赏，他私下给傅雷写信道：“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

晚年，钱锺书和年轻时已经大为不同，他淡泊名利，出言慎重，甚至后悔起年少轻狂，因自己的言行误伤了敬重的老师。

他曾回忆起昔日与老师吴宓的过节，悔恨道：“我写文章只顾一时取乐，却万万没想到当年这篇文字会让吴宓老师那么伤透了心！

自己的罪过不能逃脱，真该一把火烧光纸笔算了！”

对于自己晚年的暴得大名，钱锺书则感到“浮名害我”，没有多少欣喜，反倒更加谨慎了。 

生活中，晚年的钱锺书也待人亲和，不吝赞语。

陈丹晨找钱锺书组稿，“常常去到他们（钱锺书、杨绛）那里拜访问候，总是受到亲切的接待”；

剧版《围城》导演黄蜀芹为了翻拍小说的事，揣着柯灵的介绍信去拜访钱锺书，“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

后来《围城》拍出来了，黄蜀芹生怕钱锺书不满意，结果钱锺书看完剧后不吝夸奖：“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

苏小姐、高校长、方鸿渐、孙小姐、汪太太等角色甚佳。其他角色亦配合得宜。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晚年，钱锺书在信中经常夸人，但多是客气话，余英时认为这是他世故的一面，当不得真。

有一次一位作家得意洋洋地展示钱锺书给他的赞语，钱锺书的女儿钱瑗说：“钱老著书，从不乱点赞人；但钱老写信，却多信口嘉奖人。”

03

但是，钱锺书的默存并不代表他臣服于犬儒精神。钱锺书依然保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对潮流的质疑，只是他反抗的方式和别人大有不同。

《管锥编》就是钱锺书的反抗，一种回归到语言和文本的潜在发声。

时值文革，为了自保，钱锺书选择用文言文悄悄写作此书。

1978年，余英时访问中国时拜访钱锺书，问他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作，钱锺书打趣道：“用文言文才容易养活毒素。”

杨绛日后在回忆说：“《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

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

《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我们仨》）

钱锺书用《管锥编》来抗议当时风风火火的文革话语，只不过由于此书艰涩，又是悄悄写作而成，所以外行把它当作高深莫测的“天书”，敬而远之。

正是因为过于晦涩，《管锥编》书写于危险年代却得以留存，只是由于语言的隔阂让它无法被大众更多了解，剩余一些造神的养料，拼凑出文化偶像的神秘图景。

这是历史的一个玩笑，对洁身自好的钱锺书来说，倒无关紧要。

《围城》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小说的尾声，方鸿渐和孙柔嘉同在一处屋檐下，生活却愈发不如意，平添一肚子牢骚，方鸿渐不由感慨：

“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

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

二人打打闹闹后，难免各自“出城”的结局。

“围城”这个大写的隐喻暗衬钱锺书的历史观，在睿智的语言里，他对世事、对人性抱持有失望，他的故事里少有超越阶层、性别、立场的人物，

也没有进步的历史，城内人走来走去，主角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总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钱锺书怀疑着进步话语，也不相信存在主义式的安慰，所以他写的常是围城般的故事。

钱锺书和鲁迅风格不同，对历史和人性的看法却有些相似，只是他们在看到历史的往复和人性的深渊后，采取了不同的处世策略。

鲁迅是激烈的、斗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他的文字里有战国文士率性、朴野的气味。钱锺书则恪守着他的腔调，把清高、狷介的趣味发挥到极致，他的文字充满贵族气，但不让人感到做作。

文革期间，钱钟书的沉默被后人质疑，不过，钱钟书至少做到不作恶，在那个诸多名流纷纷违心逢迎的时代，不作恶已经难能可贵。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钱锺书不愿同流合污，极少主动附和立场不同的权贵，他虽不是果敢仗义的文人侠客，但在黑暗年代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因此，日后的人要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会发现两种文学传统。一种，是鲁迅的传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种，是钱锺书的传统。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生逢乱世，可以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