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生活对你的所有暴击都来源于你的懒惰

我曾经前后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记得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他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的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作为演出的舞台布景。

第二次是在2003年，十年之后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而倔强地站立在山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地诉说着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等等。 

我对他的第三次采访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到北京保利剧院演出。已经60多岁的他眼神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脾气实在是很坏，为了排出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他对演员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如今云门已经拥有近200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此成功地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能与世界沟通的身体语言，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

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史，那么他后十年的作品则更多的在追求一个“静”字。 为了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那就是让舞者们在河边，在被水冲刷的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能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天底下最舒服的床，才能做到这一点。

艺术家大多有一颗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也还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的寻找是劳筋骨、苦心志的事儿，所以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总有那么一些阶段，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很不舒服。 按照作家刘震云的说法，这就是拧巴了。他们与命运的关系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何况生硬。先是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后来发现你没有办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

我在纽约认识谭盾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他很狂。靠着少一根弦的小提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20岁就写出交响乐《离骚》的天才，口才也是一流的，介绍起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音乐理念，更是眉飞色舞。 对于我这样的音乐门外汉来说，要想从那些几乎没有旋律的先锋作品当中找到享受是徒劳的。但是出于对艺术家和创新的尊重，我总是尽可能地出席他的音乐会，还资助过他的作品，并且在他改良的埙、水的琴、纸的鼓中听出些神秘诡异的味道。

他在事业上的一个转折是与李安导演合作《卧虎藏龙》。他的音乐也因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更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结合：辣椒巧克力。原来谭盾的母亲是湖南人，吃什么都要加辣椒。 有一次他给妈妈送去一盒巧克力蛋糕，老太太居然拿出一包辣椒酱来佐餐，还吃的津津有味。后来谭盾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真的吃到了当地的名产辣椒味的巧克力，印证了妈妈的“前卫意识“”。这种跨界的灵感让他左右逢源，创意无法阻挡。他说，艺术创作的魅力就是让你在孤独中痛苦，也在孤独中找到一线无法比拟的光芒，成就生命的意义。我想他应该已经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了。

对于艺术家而言，最难的不是一举成名，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走出舒适区，颠覆曾经让自己成功的套路，虽然这意味着风险。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作家、编剧严歌苓写的是他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去构筑一个世界，并且可以自由的设计其中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

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处于过于兴奋的状态而失眠。她的最高纪录居然是连续30天睡不着觉。这种经历让人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无语流泪。整天在家里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衣，在她脑海中时而想起的是自己12岁去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芬芳；是19岁在西南边境保卫战的包扎所里无法逃避的空气中鲜血的腥味。 这些强烈的刺激让她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和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转身成为了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到美国留学，几乎从零开始学习英文乃至英文写作。还有与她相爱的美国外交官莱瑞，在严歌苓遭遇到FBI几近侮辱性的调查中，毅然用辞职的方式捍卫自己与未婚妻的尊严，给了她一份温馨平和的生活。

严歌苓的经历太丰富了，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一个又一个女性的生命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 《少女小渔》《天浴》《金陵十三钗》《芳华》......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都有一份天真与倔强。严歌苓就这样为她们营造着一个一个的世界。她去那生活，跟她们聊天，听她们哭笑，看她们生死。通过孤独而又自由的写作，一个小女子终于拥有了一个大宇宙。

与孤独为伍也好，与世俗拥抱也好，艺术与商业似乎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家们解不开的一个扣。对于冯小刚和陈凯歌两位导演的采访，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纠结中的前行与自我的回归。

我记得第一次采访冯小刚是在《夜宴》公映之前，他的坦率让我很感动。他说自己从前很羡慕张艺谋、陈凯歌，他们拍大片拿大奖，偏偏自己时运不济，早年影片被禁，很有挫败感。 无奈之下从轻松搞笑的贺岁片拍起，希望有一天可以从偏房进入厅堂。在《夜宴》之后他有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悲剧、正剧照单全收。记得第二次采访他是在《唐山大地震》公映之时，坐在我面前的他明显放松了许多，对比几年前他对媒体记者的小心翼翼，这一次他毫不隐讳地表达了对娱乐传媒的不满。他终于不再费力的去证明自己，而是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与舒展。

对于陈凯歌的采访共有三次，他给我的印象每一次都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的时候他喜欢引经据典，说起话来很深刻，曰人性、曰命运、曰个体、曰国家。 第二次他听起来愤世嫉俗。谈起中国电影的求存，言必称商业电影。他说，过去艺术家们都生活在自己的梦幻里，现在已经赤裸裸了，必先以一个商业的姿态进入市场，不然谈不上什么艺术！历时三年，投资逾3亿的大制作《无极》是最剧烈的一次改变，最奢侈的一部剧作，也是冒险的一次赌博。第三次，陈导显得平和多了，言辞中频频出现《心经》里的话。他主动谈及了《霸王别姬》后的自我膨胀，《无极》后的内外困扰，反省自己当年野心太大，失去判断力和控制力。 他究竟想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拍那些“不合时宜”的人！《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梅兰芳》里的十三燕，莫不如此。放下野心，回归常理，是这次采访我听到的他最常说的话。回归常态的陈凯歌似乎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路，不求青史留名，亦不惧风言风语。当他收敛起自身的光芒，电影的光芒愈加明亮起来。周围的人说，凯歌导演爱笑了。莫非他也已经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地睡觉？我想不外乎两种人，找到了合适的石头的人，或者是让自己适应某一块石头的人。 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旁人只看到此人酣然入睡，他是否睡着了，觉醒之后是否腰酸背痛，那就是他自己知道的事了。如是，人选石头，石头也选人，有跟石头较劲儿的，时间久了，竟也在上面睡出了人形。也有随遇而安的，这块石头不合用，我再找下一块便是，并无唯一的法门。关键是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那熟悉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而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一块顽石上也会留下他的温度。艺术家的心灵之旅，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