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香港采访黄霑先生，他那时已身患癌症，却丝毫不露病态，说说笑笑，声音好大。他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做广告出身，写过2000多首流行歌曲，30多本书。他也和倪匡、蔡澜主持电视节目，三个不拘一格的老头子在深夜里大看两性话题，轰动一时。他是位大才子，自然也有一些才子的绯闻轶事让人们津津乐道。当年他死追女作家林燕妮，甚至不惜与怀着身孕的妻子离婚，被香港评为年度最坏男人。结果林燕妮没有嫁给他，让他鸡飞蛋打，很受了一番奚落。
邓丽君唱过的《忘记他》是黄霑写的第一首歌。这首歌被收录在邓丽君台北墓地的留声机里，可由访客点播。忘记他实际是忘不了他。黄霑说，这正是他怀念思人的心情。而我们熟知的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插曲《沧海一声笑》也是黄霑的代表作。歌中的一份豪放、一份沧桑，写出了中年时黄霑表面嘻嘻哈哈，内心却悲凉沉郁的味道。他对我说，我常常有寂寞的感觉，人越多越热闹，这种感觉越强烈。从前有一个农夫在田地里，一天见不到一个人，却与天地相伴，并不孤独。而现代人如此的拥挤却常常寂寞，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无言以对。而他似乎也不需要答案。
普拉西多·多明戈有他的答案。他从16岁开始到70岁，演出了3400多场，饰演过126个不同的歌剧角色，还是指挥歌剧院的管理者、声乐教育家，一位真正文艺复兴式的音乐人物。他与帕瓦罗蒂、卡雷拉斯联袂演出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让许多不进歌剧院的人也领略了歌剧的魅力。1991年在维也纳他主演《奥赛罗》后返场了101次，到最后他和其他演员干脆就坐在了舞台上，向台下欢呼不已的观众无奈的摊着手。
如此成功又如此高产的艺术家，每年只有十天左右的假期。多明戈的名言是，如果我休息就会生锈。2009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前一天刚刚做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因为饮食和时差的缘故一夜没睡。但是接下来一天的排练和演出，他却没有丝毫的怠慢。等到观众离去，他还在与团队开会，商量接下来的行程。他说，这说明我接受了挑战。我的一生都在剧院度过，艺术给了我最大的幸福，有些角色甚至给了我面对死亡的力量。
我把当年黄霑给我的问题抛给了他，那你站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会想些什么？ 他说，当我独自站在空旷的舞台上，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要唱点什么。我要听见自己的声音，知道自己还能歌唱，那感觉太美妙了！当我要离开某一个城市的时候，我总在演出结束的时候，独自站在舞台上唱上几句，确保我还有机会回来演出。很灵的，经常是他们又再次邀请我。
多明戈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认识的唯一能够与多明戈相提并论的超级劳模是席琳·迪翁。我采访她的时候，正是她即将结束在拉斯维加斯五年的驻场演出之时。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周五场演出，同样的舞台、同样的曲目、同样的高音、同样的激情是如何做到的。 这要求身体有运动员般的强健，要求精神与意志有苦行僧般的自我约束力。席琳却认为这是可以达到的目标。她说，就像你每一次亲吻自己所爱的人，你会厌倦吗？正是爱让席琳勇敢。她爱上了比自己大20多岁，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的经纪人雷诺，并且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爱让席琳坚强。当雷诺患上癌症，她在丈夫的坚持下，一场接一场地完成了环球巡演的承诺。也是爱让席琳忍耐，尝试了六年的人工受孕，经历了一次次希望和失望，终于有了他们的孩子。
当我问她是否想过有一天会离开舞台，她盯着我的眼睛，略带神秘地说，我有我的根基，生活就像是一把梯子，人们都以为我在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们有所不知，我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回到我的根基，那就是那些爱我和我爱的人。我从未感到如此的坚强和踏实。席琳是幸运的，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12岁就出唱片，名利双收，而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好运。
黄秋生是位私生子，混血儿。刚刚有了记忆，父亲就抛妻弃子而去，母亲靠替人帮佣抚养他成人。见惯了世态炎凉，他从小就知道生活并不承诺公平。 为了生计，穷困潦倒的他也拍过许多烂片。生活中被逼迫、被贬低的他却可以在烂片中演出精彩来。
1993年，他凭借在电影《八仙饭店》中扮演的屠夫，一个黑色又带一些执着和幽默的形象，问鼎金像奖的影帝。1998年又以《野兽刑警》包揽金像奖和电影评论学会大奖。2003年再以《无间道》获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正是配角铸就的戏精、烂片起家的影帝。他把自己放到最低，开出的这一朵花叫仙人掌，长在沙漠里却顽强地撑出一抹绿色。
崔健是我学生时代心中的英雄，那一声一无所有，那一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中国由僵化封闭走向开放时必须经过的阵痛与觉醒，是一代年轻人的呐喊与反抗，也是新启蒙时代的坦诚与自省。
他的音乐是热烈而危险的。不仅是年轻人，常常有中规中矩、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在崔健的音乐中战斗着，声嘶力竭地喊出自己的声音。那是中国的摇滚乐队几代人的冲击。
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曾经出现了150多个我字，那是出于传统和政治的原因，被长期淹没和压抑的汉字。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都变得更加现实了，忙着养活自己，音乐也不能用来付下个月的房租。再后来市场经济大发展了，机会多了，眼界大了，工作忙了，挣着钱了，生儿育女了。当对手的面目已经改变，当金钱主导了价值，当人们在疲于奔命之余，需要的更多是醉人的小曲和浅薄的搞笑，我们还需要崔健的认真和愤怒吗？
他的舞台下是否还有年轻的人浪与欢呼，还是只有中年人的怀旧与叹息呢？鲍勃·迪伦曾经说过，每个人过了青春期之后都处于下滑状态，你所能做的只是减缓下滑的速度而已。再次见面时的崔健，穿着自己早前设计的红底碎花外套，戴着那顶标志型的有颗五角星的发白的军帽，安然的坐在我面前。他当时正在筹备摇滚与交响音乐会，又刚刚杀青了与他的歌曲《蓝色的骨头》同名的电影，做起了跨界的乐事。不过这一切都显得文艺了一些、小众了一些。如今的男孩女孩还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吗？
崔健说：年轻人处于多元的文化中，表面上看他们有许多选择，但是实际上却是被动的，强大的商业包装和营销，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应有的感知。而他自己呢，却更多地从早期作品中的出走，从离世的渴望回归到人世的状态，把触角伸入社会的芸芸众生，关注精神，并且发出呐喊。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因为缺少旋律而不易被传唱，但是他仍然执着地相信，真正的摇滚并不是为了取悦听众，而是个人与环境的冲突所产生的能量的爆发。这让他兴奋，让他流泪，也让他孤独，并且在孤独中找到力量。
他形容那是心灵一次次地袒露自己，不断地被打击，然后再康复。他把这个过程称为快感。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是红色的，而充满欲望的商业时代是黄色的，他就把对于精神的追求称为是蓝色的。当所有的人还在期待另一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扛起自己《蓝色的骨头》，继续青春的传奇。无论这舞台是拥挤的，还是空荡荡的，他的内心独立并且充盈。没有演员是不在乎观众的，即使那些外表冷静甚至不屑的内心也渴望获得喝彩。这既是这个职业的强大之处，也是他的脆弱之处。
演员、角色、观众他们共处一室，互为镜子，有对影成三人的妙处。所以在采访演员的时候，我常常以站在空空的舞台相问，并以为只有坦然自处的演员才有足够的气场构筑内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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