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甘肃省博物馆 | 汉代女子内衣上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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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物1：绢底平绣人像

本集文物2：彩陶刻符号宽带纹钵



大家好，我是河森堡。上一集里，我与您分享了甘肃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东汉铜奔马。在节目的最后，咱们提到汉武帝的“买马外交”大获成功，剪除了匈奴的羽翼，那么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因此而扩大了吗？

当然扩大了。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件文物，绢底平绣人像，从它身上，我们就依稀能看到，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怎样的程度。绢底平绣人像，是国家一级文物，甘博的镇馆之宝之一，只有7.2厘米见方，和一本“小人书”大小差不多，红色绢底有些发暗，在绢底上，绣着两个面目模糊的人物，是用“平绣”的手法，采用绛、浅绿、浅黄、黑几种颜色的丝线绣成的。左边的人物身穿黑色长袍，似乎是个小吏；右边的人物较胖，长发披肩，穿浅绿色长袍，交领左衽，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打扮，两人正在对话。在旁边，还绣着其他几个“配角”人物，看上去，似乎是军营里有人正操着各种武器走来走去。所以，这件东西又被称作“屯戍人物绢底平绣人像”。

如果你去听有关这件文物的介绍，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这幅绣品人物生动形象、色彩艳丽、做工细致，夸得是天花乱坠。但是，真看到这件藏品，你会发现，这件东西的做工，不仅不细致，简直是有点糙——所谓的“人物”，不过就是几个简单的色块，鼻眼统统看不清楚，就算在民间，这也只是初学者的水平。而且，根据专家分析，这件东西并未完工，在红色绢底上，墨线画稿的痕迹都还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件东西之所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且成为了甘博镇馆之宝，并非因为它艳丽精致、工艺细腻，而是另有原因。首先，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物刺绣画，题材上特殊，绣了人；第二，这件作品绣法也特殊，采用了“平绣”手法，打破了“锁绣”一统天下的格局。

绢底平绣人像，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村，这个地方汉代墓葬非常多，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这里陆续发掘、清理出了西汉到东汉时期的汉墓近百座。在这些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丝织品。绢底平绣人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丝织品，大多都穿戴在死者的身上，这些汉代人的贴身衣物，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要想成功剥离出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粘连叠压、霉烂虫蛀，揭取的难度极高，一不留神，就会变成碎片。考古人员一点点剥离这些丝织品，之后经过清洗、展平、收藏等一系列过程，才能把它们整理好，整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仅仅一个清洗的环节，就非常复杂，既要杀灭尸虫、又要避免丝织品掉色，还要清除土壤环境对丝织品的污染。好在现在的清洗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托网清洗、超声波振荡水洗、蒸汽流干洗等等手法都得到了应用，为考古人员节省了不少精力——而在绢底平绣人物像出土的那个年代，我们的考古人员必须付出更巨大的努力，才能最大限度确保文物的完整。

所以说，别瞧甘博的这件绢底平绣人像只有7.5厘米见方——能揭下这么大块，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经过研究发现，这块丝织物，原来是绣在一位女士的内衣上的。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同时代的古罗马，罗马人是没有内衣的。今天，从在西西里地区发掘出的公元4世纪的马赛克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西方女士只能用织物束胸，从保暖以及舒适度上，都不如东方丝织物做成的内衣。根据记载，在汉武帝、汉昭帝时代，帝王家连狗和马都披着华丽的丝绸，贵族的家里，到处都覆盖着用于装饰的丝织物，达到了“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的地步。也就是说，汉朝贵族家里，并不像古装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素净，他们屋子里看不出墙面啊、地板啊的原始材质，都被装饰物覆盖了，应该到处都是锦绣斑斓的才对。

绢底平绣人像的第二大特点，就是采用了“平绣”的手法。刺绣这种东西，具体起源现在还说不清，但是根据记载，在咱们中国，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刺绣了。汉代以前，所谓的“锁绣”比较流行。锁绣，工艺简单，但是非常的费时费力，今天我们俗称“辫子绣”。具体来说，锁绣是这样的——如果我想绣一只猫，就先描一个猫的样子，然后把这个模子贴在丝绸等织物上。接下来，在凳架上，把几种彩线编在一起，编成一种麻花辫一样的辫带，然后，按照事先贴好的猫，把这些辫带绣在上面，用绣带把猫的图样填满，就像玩填色游戏一样。这样绣出来的东西，有明显的浮雕感。

甘博的这件绢底平绣人像，采用的却是平绣。所谓平绣，有竖平、横平、斜平三种绣法。咱们这件平绣人像，用的是横平绣法。平绣，和锁绣正好相反，如果说浮雕感是锁绣的特色，那么平绣要求的，恰恰是绣好之后不要有浮雕感，摸上去要非常光滑，而不是凹凸不平的。这种绣法，对技术的要求其实是提高了，但是，一旦熟练掌握了平绣，生产效率却大大高于锁绣。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战国时代刺绣，还都是锁绣为主。但到了“绢底平绣人物像”的时代，由于丝织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普及，费工费力的锁绣就跟不上时代了。

除了绢底平绣人物像，在古代的西域地区，今天的甘肃、新疆等地，陆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证明了在汉代，中原内地的生活习惯，已经对边境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在边境地区的融合程度已经很高。今天我们在新疆地区，能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各族同胞，都非常擅长刺绣。新疆刺绣独树一帜，被称为“疆绣”，最早，就传承自汉朝刺绣工艺的传入。我们在前几集提到，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一直进行着资源、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大交换。绢底平绣人物像，也是这种东西方文明成果发生交换的明证。东方、西方，都在通过丝绸之路，在把自己的文明成果向对方传导，也接收着来自对面的信息。

说到底，技术革命，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原因。绢底平绣人物像，就是刺绣进入汉代以后，发生过技术革命的证明，生产效率更高的平绣，替代了生产效率相对低一些的锁绣。其实，这种技术革新，在更久远的古代就已经不断出现。在甘博，还有更古老的技术革命遗迹，这就是甘博收藏的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一个巨大飞跃。有历史学者就认为，陶器，让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分裂，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由此产生。据考证，人类在大约10000年前就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技术。但是，以目前考古所发现的证据来看，在距今8000多年前，才突然发生了一场“彩陶革命”，人类从此掌握了彩陶技术。陶器和彩陶，就好像上古版的手机和智能手机。彩陶，相当于建立在制陶技术基础之上的“黑科技”。这场彩陶革命的代表，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指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的一种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在渭河、汾河、洛水等黄河支流流域，陆续发现了距今7000—5000年前的一批史前文明遗址，几乎每个遗址都发现了彩陶。由于这种文化最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所以，此后大家就把类似的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

在甘博，你能看到很多件精美的彩陶器，包括鱼纹彩陶盆、斜线三角纹彩陶盆、弧边三角纹彩陶盆、猪面纹彩陶壶，等等，这些彩陶器分别出土自秦安县王家阴洼、秦安县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从距今60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不等，是仰韶文化高峰期的作品。

鱼纹彩陶盆


斜线三角纹彩陶盆


弧边三角纹彩陶盆


猪面纹彩陶壶

即便是以几千年后的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这些彩陶也很漂亮。其中的猪面纹彩陶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壶身画有一圈猪脸纹饰。为节省陶器的表面积，当年的制作者还采用了二方连续的画法，使彼此互连的两个猪脸，共享一个眼睛，但从任何角度看，又都能看到完整的一张猪脸，不要说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在今天，这个创意也是很棒的。再看猪脸的神态，呈现两眼上翻的样子，俗称“翻白眼”，和今天的表情包竟有几分神似。

要制造一件彩陶，需要先制作陶坯，打磨光滑之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一般是赭石和天然锰砂，在上面涂抹作画，然后进窑烧制。较真儿的考古学者们，发现仰韶文化的这些彩陶，图案上有一些共通之处，有那么几种动物，总是反复的出现，比如鱼和青蛙。其实，史前时代中原地区的野生动物数量还是很多的，像大象、犀牛这样的大型动物都很常见。那为什么当时的人不画大象、犀牛，偏偏喜欢画鱼、和青蛙呢？更进一步讲，仰韶彩陶上，就连纹饰似乎也存在同样的呈现规律，波浪纹、漩涡纹、三角形就格外多。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们经过反复的分析讨论，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仰韶彩陶的样式和图案纹饰，大多和原始生殖崇拜有关。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社会分工、氏族、社会、宗教、婚姻、艺术、阶级、制度，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曙光阶段”，也是人类物种“脱胎换骨”的阶段。人类摆脱了大量动物的野蛮性，而身为人类的理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改变，就是婚制。仰韶文化时代，人类已经摆脱了野蛮的杂婚、群婚、族内婚，进入到相对文明的“对偶婚”阶段。对偶婚，相对于以往的婚制，生育率更有保障。在生产力低下，医疗主要靠巫术的时代，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成人，难度要比今天高很多。所以，古人自然会产生强烈的生殖崇拜。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就跟生殖崇拜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要画鱼和青蛙呢？因为这两种动物排卵多。三角形，是对鱼形象的简化，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年前就开始懂得用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案代表自然界中的鱼了。漩涡纹、波浪纹，代表着水的意象，鱼、蛙的生活环境离不开水，所以说漩涡纹、波浪纹可能也都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专家发现，仰韶彩陶上的刻痕、彩画，还直接与原始文字的诞生相关。其中比较典型的两件，是甘肃省永靖县采集到的彩陶变体人纹双耳壶，以及青海省民和县采集到的彩陶变体人纹双耳壶。在这两件彩陶作品上，我们已经能看到非常清晰的“十”字型符号。在不同的彩陶上，也能看到这些符号本身的演化，“十”字型演变出更多的符号，符号又进一步夸张成变体的人形。

在甘博收藏的仰韶彩陶里，有一件疑似带有原始文字的作品——彩陶刻符号宽带纹钵，高8.6厘米，口径21.4厘米，在仰韶文化中属较早期的半坡类型。如果您去甘博参观这件文物的话，我建议您注意观察下钵的外侧口沿处，您会发现这个位置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符号，有点类似后来的甲骨文，这就让人很容易产生联想，这会不会是原始文字的最早雏形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说，中国汉字的起源，很可能就主要来源于祭祀和图腾崇拜。

专家学者顺着时间线继续探索下去，发现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在距今3000年前后，突然开始衰落，再往后出土的陶器，大多又都是素陶了——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古人画够了，懒得再画了吗？当然不是，彩陶时代的突然中断，另有原因。

首先是铜器诞生了，尤其是青铜器一出现，古人把更多的绘画激情都转移到青铜器上去了。青铜器更加坚固、不易损坏，同时也更加稀有、更能体现身份地位。青铜器出现后，直接替代了陶器作为“礼器”的功能，陶器更多成为了日用器。

在陶器上画画的做法，实际上也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但是，随着陶器卸下了“礼器”的包袱，走进寻常生活，人们就发现，一旦经过烧制，图案就不能变，于是，聪明的古人就发明了彩绘陶。所谓彩绘陶，就是在烧好的素陶器上用颜料作画，过一阵子觉得不好玩了，将颜料洗掉，再重新再画，就成了另一件陶器。对当时的人来说，彩绘陶经济实惠，但是画上去的颜色，当然不如烧上去的颜色稳固，年代一久远，颜色脱落，于是几千年后，我们再看到这些重见天日的彩绘陶，它们反而又是素面朝天的模样了。

我们说，彩陶，标记着一个时代的存在。在仰韶文化未被发现之前，中国被认为根本不存在石器时代。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谬论，但是，在20世纪以前，我们国家自己的科学考古事业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有石器时代。随着仰韶文化的发现，这个错误认识才终于被改变了。不过，不得不说，仰韶文化，是托一位外国学者的福，才得以发现的。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说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全球掀起了所谓的“探险热”。比如咱们第一季里提到过的，发掘古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霍华德•卡特、发现古希腊迈锡尼文明遗址的海因里希•施里曼等等。仰韶文化的发现，也是这场探险热的重大成果。今天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是一位来自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安特生不但对发现仰韶文化大有推动作用，而且，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可以说是自安特生而始，咱们近代考古学的两个重大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都离不开安特生的影响。但是后来对他的评价却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有人说安特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有人说他是掠夺中国文物的大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急，下一集我再来给您介绍。

安特生

我是河森堡，《了不起的博物馆》第二季，带您神游中华古文明，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咱们下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