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全集)| 柏杨序+柏杨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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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抱着把 《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 《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 (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 前四八0—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 二二0—二八0年
大分裂时代 三0四—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 九0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 《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


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 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地浇出同类的产品。细读 《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 《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 “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 “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 “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 《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地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这篇序文写于第一册完稿之后,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时比新的创作,还要困难。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
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而彻底解决,时间又不允许——有些问题可能要聚讼累年。但我仍继续下去,孜孜不息,竭尽全力。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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