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4 | 从包税制到地方实力派

上一讲我们说到了奥斯曼人的封建制度，即蒂马尔制度，这个制度对于保证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军事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个制度也不可持续，后来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包税制，这就是咱们这一讲要说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一讲往后，我们要逐渐过渡到对奥斯曼走向衰落的讲述上来。我们不只是要讲它的衰落，还要讲它的应对，也就是调整自己，希望能够改变自身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以及挽救内部的衰败。当然，你可能有点儿不适应，我们讲了奥斯曼人在陆上、海上，东征西战，碾压这个、打败那个，这么牛气，怎么这么快就要谈衰落了呢？

征服君士坦丁堡、征服阿拉伯北非、建立地中海上的霸权，都是奥斯曼人的骄傲。那之后呢？有没有别的问题？当然有！而且，千头万绪，我们讲了十多讲，很多问题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呀。坦白说，我们涉及到的丰功伟绩，确实太多了，但那并不代表着它什么都好，能打胜仗，跟能不能建立可持续的统治和治理，跟能不能跟上形势，都还不是一回事。我们到现在对有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说。所以，讲衰落，你可能觉得太突兀了。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要讲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线索非常多，政治、经济、文化、地缘政治，都有。

按照预定的，我们要说的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税收制度的变化与地方实力派的兴起。什么是地方实力派？我们先放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解里说一下。说起来，你可能会想到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诸侯国，已经越来越独立和强大，不听周王的话了，各自为政，互相攻伐，俨然是独立的国家。你可能会想到三国时代，董卓、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各家都算是地方实力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你可能也会想到唐朝的安禄山这样的边疆地区的军政大员、节度使，最终发动叛乱，打得皇帝到处跑。

你也可能会想到，是晚清汉族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帮着朝廷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崛起，手握重兵，掌管一方，最终成为国家的重臣。你也可能会想到民国时代的军阀们，他们也是坐镇一方，有权有枪有钱。这些，都算是历史上的地方实力派的典型。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特点，那就是，中央孱弱，控制失灵。我们中国人习惯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对这种地方实力派崛起的情况，总觉得不是好事，而是一个政权要完的症状吧？

不过，奥斯曼帝国这个方面，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听完你就能明白了。那么好了，我们看一下，奥斯曼帝国他的这个地方实力派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概略地说一下。

在一般地说到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时候，都会提到地方实力派的兴起。通常是指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晚期，出现的那些叫阿扬的人。咱们看一下《伊斯兰百科全书》的定义，这个比较权威：“ayan，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贵的人，通常是指穆斯林政权中的要人，是出类拔萃者。在奥斯曼帝国，开始是指地方上的显要人士，后来特指18世纪后的那些显要人士中具有政治影响力，并且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地位的人。”

所以，你看，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是特指18世纪以后出现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一些地方大佬儿，他们不一定是“贵族”，有的可能也是暴发户。他们不只是土财主，而是有政治影响力，而且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句话暗含着一个意思，就是，他们长期以来并不是国家体制内的人，但最终是被体制认可了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人呢？百科全书上接着说：“出现这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国政府在17世纪引入了终身包税制度。很多地方贵族得到这个标的，不只是经济上发财了，而且还实际上控制了他们获得包税权的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你看，信息量很大，说出来这类人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有一个17世纪开始的终身包税制，是它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事跟税收制度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咱们要讨论阿扬的问题，其实核心可能还是奥斯曼人税收尤其是土地税的问题。这就接上了咱们上一讲说的蒂马尔制度。

那什么是包税制呢？其实，奥斯曼人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实行农业税，包税制就流行。具体做法是什么呢？——国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拍卖收税权，出价最高的人在拍卖时或之后支付给国家现金。这些收税官们倚仗国家权威到分配的地区收税，通过赚取差价获利。这就是包税制的定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我们得回到历史进程中。你看，16世纪后，帝国的征服达到了其顶峰。但这时候，长期战争出现了，塞里姆征讨波斯的时候，就想打长期战，结果军队不愿意呀。差点兵变。没办法，最后就放弃了。

再一个，就是技术改变了世界。枪炮使得越来越多。也使得骑兵越来越不重要，枪不光是好使，也比马便宜嘛。长期战，使得骑士们无法长期参战，因为习惯了以前的按照季节参展的做法。这样呢，就得改变一些做法，帝国加强战场点名后，越来越多地没收不能来的人的timar。这样就让这个骑士阶层衰落了。领军饷的正规军开始成为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主力。timar收归国有，然后拍卖出去，走包税制的路子，或者赏给禁卫军。

另外，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张，对现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于是，国家将一些蒂玛尔收归国有，交给包税人经营。这样，国家也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为了征收更多的税，帝国对全国各地的土地和人口都做了调查和登记。蒂马尔制度是逐渐被包税制取代的。直到19世纪才消失。

还有一些因素对奥斯曼帝国的税收制度影响很大。主要是16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陷入财政危机。一个是军费开支太大，军队扩员多，因为要招募新兵，仗也越打越复杂。

再就是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美洲金银的流入，西班牙人弄了太多的硬通货，进入到了国际市场，影响全世界，欧洲、奥斯曼帝国和亚洲尤其是中国先后受到影响。有个电视剧叫《大明王朝1566》，这一年就是苏雷曼大帝死的那一年，但同时，也是明朝换了皇帝，要搞“隆庆开海”，明朝民间的商业力量要进入到全球化的市场了，之前的闭锁，是倭寇盛行的原因之一。

话说回来，西班牙人有钱了，在欧洲挥霍，欧洲人随之也有钱了，但同时，西班牙之外的国家的工商业也提高了，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了，越来越多地购买其他地区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原材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包括粮食的价格，老百姓更愿意把这些东西出口赚外汇，但随着货币的增加，所有的东西价格都在上涨，这样，就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就出现了，原来那些领特定额度税额的人，包括领工资拿军饷的人，现在就要吃亏了，钱的购买力不行了，当然会引起骚乱。蒂马尔持有者，他们的税额固定，实际的购买力就变弱了，对他们的生计影响很大。

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歉收，也是这个时期出现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现在，所有人都觉得缺钱，国家尤其感觉它自己要钱。这样，国家就不得不改变税制。比如，一个就是大幅度提高税收，当然也会引发不满。再就是增加税目，提高基准额度。再就是开展征税调查，避免偷税漏税的情况。

前面不是说了嘛，国家有意识地没收从前的timar。随着国家手里拿到的土地越来越多，国家就扩大包税制，这样，当然有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同时，也把一些蒂马尔重新分割，分配给那些常备军，也就是禁卫军，给他们征税权，主要作为他们军饷不足的补偿。

所以，这样呢，包税制就不断发展。那么，一般是什么人去购买包税权呢？最初呢，主要是禁卫军的军人。还有一些在宫廷任职的人也去拍买。这些人都是为了弥补俸禄不够。收税成了他们的副业，这样国家也不用给他们总是加薪了。

17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国家出了个奇葩的制度，就是你上缴自己的俸禄，相当于停薪留职，下海了，其实还在体制内，但可以换个收税官的职位。常备军的军人，逐渐代替了timar持有人，他们负责收税了。你看，国家的税收制度变了，收税的人，从以前的骑兵，变成现在的禁卫军了，然后呢，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别忘了，巴尔干的土地多数曾经是timar土地，而且这里的税收长期占了奥斯曼帝国的三分之二，主要是农民交的。看起来不错吧。

这就是从timar制度过渡到了包税制。地方法官是县一级的实际事务管理者，他们监督包税人。收取手续费，归法官所有。包税制，因为是拍卖的，穆斯林理论上都可以参加竞拍。禁卫军、ulema和其他官员，也都卷入了进来。地方上的阿扬们就是在这个体制下获得发展的，并且成了得到地方上收税权的那些人。这种做法，比原来那种timar时代靠总督收税的办法，有效率得多。需要记住的是，他们本来就是地方上的人，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所以，也就让这些人一来二去，在地方上建立了牢固的既得利益。

17世纪末，包税制变化，出现了终身包税。所以，要事先交很多钱，以前算是小包，现在是大包。然后每年再交钱。这样，只有有实力的人才能获得终身包税权。所以，军人政治家比如总督、还有大宗教人士，等等，这些人更多地获得了包税权。一般情况下，在首都的那些高官大员都是富豪。他们发现这个新的税制挺好，就出大钱竞相投资这个，当成了一种投资产品。八成以上的终身包税权都被伊斯坦布尔的少数大富豪给包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征税标的，作为投资产品，是可以分割的，也有很多共同持有的情况。所以，这是有钱人的投资领域。你看，土耳其人那会儿多会玩儿。

包税制的变化，影响了地方社会。中央的包税人，为了确保稳定收入，转包分包出去，地方有实力的人购买之。地方实力派自己也购买终身包税权。虽然他们远远不如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大富豪，但也很有实力呀。而有经济条件的地方实力派，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官职。他们多进入税收系统，也方便购买包税权以及征税承包权。

既是官员，又有实质性的收税权，所以地方实力派越来越强大。不过，ayan们的出身的确不是kul，那些kul出身的大员，人身上来说，是苏丹的奴隶，也就是咱们说了多次的奴官，但ayan可不是奴隶，苏丹不能随便把人当奴隶的。这个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其实，那些奴官的地位更高更强大，他们也是雄霸一方的大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一度鼓励ayan的发展，就是为了牵制地方总督的权力。国家还曾经给这些ayan们以官方的认可，使他们成了帝国认可的当地人民的代表，只要缴费，总督们还给他们颁发了正式的文书。过了几年，这个权力收归宰相了，因为地方上的大员总是乱发。又过了几年，就废除了这个做法。但是随后发生的战争，政府发现已经离不开这些人，又恢复了发证的做法。

不是苏丹的奴隶，能有这么强的影响，以前都不可想象，不是苏丹的奴隶不可能进入政治阶层的。所以，包税制的变化，也让出身不同的人有了更多的流动的机会。你想，阿扬管那么一大片地方，所以，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等级结构，来管理收税这个体系。尽管阿扬必须是穆斯林，但在他手下工作的那些人，可不一定必须是。非穆斯林，可以当金融家。你看，阿扬在这个情况下，除了当政府的收税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为非穆斯林的社会流动提供了通道。在阿拉伯地区，原来的驻军，还有就是早就存在的当地望族，也加入到了这个体系。

终身包税权这个制度就是鼓励淘汰，大鱼吃小鱼的，到18世纪末，经过竞争和淘汰，地方实力派脱颖而出，他们就是奥斯曼帝国著名的阿扬了。他们不仅购买包税权，还向农民借贷，开垦新地，种植经济作物，集中土地。有些农民因为借贷丧失了土地使用权，18世纪已经出现了地方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他们还精英地产、金融业和家畜业，以及农场。甚至种棉花，卖给欧洲人。

他们养着私人武装，有时参加国家的战争。理论上，这些士兵是为苏丹服务的，所以，可以招来给帝国打仗。17-18世纪的时候的确经常这样。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自主性。也就是说，战时他们在奥斯曼军队中打仗，平时，就在自己的地区，是自治的。（由于）当地的贵族之间经常互相竞争，这些兵就很显得重要了。

就这样，18世纪后半期，中央、少数地方实力派，垄断了帝国的终身包税权。地方上，阿扬们掌控各种产业。拥有私人武装。

所以，阿扬们逐渐成了让苏丹头疼的事情。他们会让自己控制的土地传给下一代，而不是交还国家。有的还不给中央交税了。还有一些利用自己的军队，在虚弱的奥斯曼帝国里搞出自治的地盘，有的甚至还领导了独立运动。奥斯曼帝国没法彻底清除他们。直到马哈茂德二世在19世纪初干掉了一些不听话的阿扬，才算好一点，但也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这个现象一直到帝国灭亡。

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评价呢？其实，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呢，得明确一点，就是并非所有的阿扬都是包税人，但他们的崛起的确跟包税制关系密切。其次呢，阿扬们的财富和势力，是建立在帝国的基础上，所以，大部分阿扬不是真正的分裂力量，比如他们会参战，帮着国家打仗。阿扬们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承认帝国的权威，只要他们的自治地位得到保障，他们还是愿意服从政府的。但他们毕竟高度自治，打乱了帝国的征税体系。后面说到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我们说，除了技术革新，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改革，也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所以，苏丹想集权，就必须得收拾阿扬们。

本质上，奥斯曼中央和地方上的阿扬势力的关系，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有些阿扬也有现代军队了，就会挑战苏丹。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根本不听伊斯坦布尔的话，还能打败帝国政府呢。但是，只要苏丹的中央权威加强了，就不可能无限地容忍阿扬们。

那么，阿扬们和他们地方上的民众关系怎么样呢？也不能一概而论。至少有些地区还是可以的。阿扬们觉得他们自己能够更好地治理地方。我们以后要提到的著名的土耳其思想家格卡尔普还说过，阿扬给了地方人民某种自由和尊严的感觉，缓解了苏丹和臣民之间那种主奴般的关系，甚至为人民主权做了准备。不过，更多的情况是，阿扬们是压迫农民的。

好了，我们这一讲比较复杂，我们讲了奥斯曼帝国土地税收制度的变化，也就是从分封到包税，然后，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实力派。下一讲，我们接着这一讲的一些知识，说一下到改革时代之前，奥斯曼帝国禁卫军的变化。

喜马拉雅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