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是有故事的

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用1000两白银从苏亿年手里得到了毛公鼎。陈介祺是收藏家，收藏家与古董商还是有区别的。古董商一般是为卖而买，是挣钱的。收藏家则一般是为得到而买，目的收藏。但也不绝对，古董商也会收藏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而收藏家也会买掉手中的一些文物以换取更好的文物。作为收藏家，陈介祺很乐于将收藏品公睹于世，印成目录告诉别人，让你们看看我都有什么宝贝。但是毛公鼎是例外，深锁秘藏，从不示人。至到陈介祺去世，毛公鼎一直藏身于陈家。1902年，陈家后人把鼎卖给了代理湖广总督端方，1911年端方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中被革命军所杀。清朝灭亡后，曾经为清朝贵族的端方家族迅速败落，宝鼎典当给了银行。这时，有一英国记者出5万元购买毛公鼎，端方后人嫌钱太少没卖。此事传出，国人呼吁保护国宝，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迅速和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鼎从道胜银行赎获。

叶恭绰将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园”。

1937年抗战爆发，叶恭绰避难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作为大收藏家，叶恭绰还是很有防范意识的，他买毛公鼎时用的是假名，所以当日本人占领上海搜查宝鼎时，一时无法查出毛公鼎的下落。日本特宪兵队到处搜寻，最终还是查到鼎为叶家所得。于是他们把叶恭绰留在上海的侄子叶公超抓了起来。叶公超说不知道鼎的下落。你不知道，我就扣人，叶公超就这么被日本人拘留了。为了救侄子，叶恭绰只好让人做了一个假鼎，然后交给日本人。叶公超被释放后，带着真鼎密秘到了香港。但香港不久也被日军占领，叶家托德国友人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

做收藏的最怕家道败落。战争导致叶家生活困顿，为了生计，叶家也把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在上海富商陈永仁做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的承诺后，叶家让陈以300两黄金买下宝鼎。这是毛公鼎的最后一次在市场上交易。第一次交易为300两白银，相隔近百年，最后一次交易为300两黄金，还是有条件的。

1946年，日本投降后，陈永仁履约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宝鼎从上海运至南京，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又运往台北。现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

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毛公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

第二，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鼎的代表之作。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没有了商和西周时期的神秘，宗教意识淡化，生活气息浓厚。

第三，也是最具价值的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是迄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有32行，497字。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大部分铸有铭文，少则几字、几十字、多则达几百字。铭文内容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当时的战争、赏赐、祭祀和重大历史事件，是补充、纠正和研究西周历史的珍贵资料。铭文还有书法审美和文字考古的最价值。因此，青铜器中的铭文成为文物的价值尺度之一。青铜器不但以质地、古旧程度论价，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论价，甚至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毛公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稀世瑰宝。

首先，毛公鼎上的文字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鼎中的497个字，是一篇《册命书》，记述了周宣王为励精图治，中兴王室，革除积弊，册命重臣毛公以定国安邦、管理周天子家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谕告大臣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懈怠懒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侮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以免遭丧国之祸。

其次，毛公鼎具有非常高的书法审美与文字考古的价值。鼎中文字显示，篆字已经高度成熟，书体的结字风貌也日趋完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字体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而497个字组成的章法，则呈现出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的情趣和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毛公鼎铭文的布局，体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