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不能不知道的类型

大家好，我是夏林。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中国的第五讲：不能不知道的类型。

我们上一讲讲到了5000年的文化流变，这一讲我们就重点谈一谈中华文化的类型。我们在这一讲当中，之所以采用了“不能不知道”这么一个词，是因为文化的类型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类型就是个性，类型就是特色。记得控制论的提出者维纳曾经说过，他说在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成就，而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成果，而这两个点都与类型有关，有了对类型的认知，人们才可以轻松地把这种事物和另一种事物区别开来。因为它是人们认识问题的一把钥匙。

那么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我们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明？

记得有人也曾经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他说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地中海边思考，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打坐，而中国的哲学家在干什么？在黄河岸边散步。希腊的哲学家面对大海，他思考的主要是大海的上空，是人类生活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印度的哲学家打坐想的是什么呢？他苦思冥想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当然这个神也不完全是迷信，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讲，叫做“超验世界”，超出了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中国的哲学家在散步时想什么呢？面对黄河岸边稠密的人群，他想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

由此看来，文化也是有分工的。

的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背景，常常锁定了人们不同的视野，而不同的视野也往往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的结果。希腊文化的关注点在人与物上，所以他们的自然科学就很发达；而印度文化的关注点在人与神上，所以它们的宗教就很发达；中国文化的关注点在人与人上，所以中国的社会是超稳定。上述的那个比喻，也就从一个侧面显露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类型。

类型是文化的个性，但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历史条件。这些条件虽然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基本的东西只有三个：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生产方式，三是社会结构。从我们中国的情况来看，在地理环境上，中国是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一面临海，三面都是陆地，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这一点与开放的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性民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生产方式上，我们中国的文化植根于农耕社会的土壤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求对外发展和扩张，这一点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主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社会结构上，我们中国人的家族与血脉亲情占了很大的分量，家国同构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色，整个社会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家族、宗族为社会网络，以道德为最高价值，就形成了中国人重家庭、重血脉的社会心理。应当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中国这种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也就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专家们把它称之为：伦理性文化。

伦理型的文化其实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它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中国人的眼里人不仅是万物之灵长，还是社会中的主体，更是天地人三才之一。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而这种人本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它就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人伦关系中来考察。

怎么考察呢？首先是亲情，因为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一个人的地位、作用、价值、责任和义务都离不开家庭。如果一个人出身比较高贵，生而优越，他人生的起点就高。如果一个人出生寒门，尽管他很努力，很上进，打拼了多少年，但往往还不能出人头地。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但反过来讲，一个人的荣誉、地位、错误和责任也是全家的。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常常是一人得道，众亲升天，那做“家门有幸”，“光宗耀祖”。但是如果出了问题，犯了罪，全家也会跟着倒霉。因为家是亲情的起点，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人的心理情感认同的基石。所以道德伦理也就先从家庭开始。

怎么开始呢？第一步，先确定家庭对象，谁是我们的家人？第二步再确定家庭成员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还是夫妻关系，第三步再确定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比如我们常说的“六亲”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谓“六亲”指的就是父子、兄弟、夫妻，他指的是至亲关系。在社会生活当中，至亲关系可以说是最亲密的关系了，如果说一个人六亲都不认，一般都不是好词。再比如说九族，他指的是连绵九代的近亲关系。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更是家族的背景和祖脉。在九族里面，中国文化是特别看重的“祖”，一般他都是把自己的先人叫做祖先，把前人的事业叫做祖业，把最重要的庙定为祖庙，把自己的国家叫做祖国，而“欺师灭祖”更是滔天大罪，不可饶恕。所以历史上还经常出现株连九族之大罪！我们知道明朝的燕王朱棣起兵夺权，登上了皇位。登上皇位以后，他就让儒学大家方孝孺为他起草造书，结果没想到遭到拒绝了。朱棣大怒，一再逼迫，结果方孝孺愤然起下四个大字：“燕贼篡位”，朱棣见到这种情况，气的大声喊叫说，“你敢这样做，你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方孝孺昂然回道“你灭我十族又如何？”说实话，方孝孺说的这个话也是极愤之言，并不一定想让朱棣来诛灭自己的九族，但相信暴力法则的朱棣还倒真的这样做了，他让人把方孝孺拉了出去——凌迟，还真的灭了十族！本来历史上的亲情关系只有九族，但朱棣为了凑够十族，竟然脑洞大开，把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也加上了，一共杀害了870多人。

到了后来，统治集团又把亲情关系延伸到了社会，变成了五伦，也就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里的父子、兄弟、夫妻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并制定了一整套的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四纬八德，要求人们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妻有别，朋友有信；做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做到仁、义、礼、智、信。这样，每一个人都处于五伦的关系中，又同时处于整个社会的宗法政治关系中，每个人的头上都有规范，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义务，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规范来履行义务。如此一来，人人都会遵礼守德，事事都会有条不紊。礼法框定了社会秩序道德铸成了社会良心性，这样的社会理应是个好社会了，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应当说这样的顶层设计是很理想化的，但现实如何？效果怎么样？恐怕还是实践说了算。

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你会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系统中，伦理学说始终是处于基础地位的，它是文化的领航，也是文化的轴心，甚至成了众多学科的出发点和归宿。比如汉代，汉代是以“孝”治天下，为此，在五经的基础上还特意增加了“孝经”。在西汉文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淳于公的太仓令犯了罪，在临上囚车的时候，他环顾哭哭啼啼的妻女，难过地说：“都怪我没有生儿子！大难临头也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当时他最小的女儿淳于缇荧才15岁，听了父亲的话很是伤心，她跟着父亲的囚车千里迢迢赶到了长安，并向汉武帝上书，她说：“我的父亲有着清廉的名声，由于偶然犯下了一点罪过，就要受到肉刑，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所伤心的是死者不可复生，受刑者无法恢复，我情愿自己入官府做奴婢来赎换我父亲所应受的刑法。”汉武帝知道以后大受感动，下旨说：“听说古代有虞氏的时候，人们犯了罪，在衣服上画上道道，就算是刑罚了，而民众从不犯法，这是多么好的治理。现在我们有了三种肉刑，而依然不能制止犯罪，原因何在呢？难道不是因为朕德政太薄，教化不够？朕很惭愧。”于是下令废除了肉刑。可见文学在这里也成了“载道”的工具。至于教育，这更是把德育放在了首位，知识的传授倒在了其次。

而且到了清代，皇帝一不小心还成了大臣心中的大家长——“老头子”。我们都知道纪晓岚是清朝有名的大才子，有一天因为天气炎热，他把官服给脱了，谁知道乾隆皇帝突然来访，纪晓岚是个近视眼，等到皇帝走近的时候才看见，只好匆忙地躲在了桌子底下。这一幕被乾隆皇帝看在眼里，他想捉弄他一番，于是边和大臣们闲聊起来，一呆就是两个小时，最后还故意不作声。纪晓岚在桌子底下半天听不得动静，边悄悄地问：“老头子，走了吗？”皇帝一听，大声呵斥道：“好你个纪晓岚，你敢说朕是老头子，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否则我杀了你的头。”纪晓岚当时是吓坏了，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说：“皇上，你万寿无疆，这不是老么！你顶天立地，管理百姓，就是百姓之头！帝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就是天地之子！所以，你就是我们的老头子！”皇帝听了以后，龙颜大悦。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孝道就是国道，家庭的孝亲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孝道，于是乎伦理学也就变成了政治学。

鉴于这种情况，有的人作出的结论说西方的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是“求真”。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是“求善”。其实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轻智，它只不过是把德看得更高更重大了。它强调的是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以求智为目标的政治思想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它突出了人，因为人是人伦的中心，是善的主体，它注重德，因为德是处理好人文关系的前提，是行善的基石，它维护的是政，因为在宗法社会，政是国家的代表，国家是家族的延伸，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履行义务和责任，因为这是“善举”，它倡导“和”，它把“和”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己、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是“善理”。如此一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政为要、以和为贵，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构成了做善人、求善治的文化传统，从而也就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以人为本以德为基，以善为目的”的理论循环。

好的，讲到这里可以打住了。概而言之，中华文化的类型是伦理型文化，伦理型文化的基石是道德，国有道而求善治，人有道而求善品。掌握了这些，也就掌握了本讲的精华，掌握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特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