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贵族和“贵族精神”|读嘉

文/苏则（原创）这是 读嘉 的第 137 篇文章 本篇9320字，大约阅读时间为22分钟

引子：“贵族”一词的浮沉

在从古至今各个年代的语境中，“贵族”这个词语，就是一个混杂着尊敬、鄙视、艳羡和嫉妒等种种性质各异但同样激烈的情绪的名称。

一部分人赞美贵族的风范和成就，并感叹这种风范成就的来之不易——即所谓“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另一部分人则谴责他们的虚荣和腐朽，例如在《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讽刺他的贵族主人说：“你凭什么值得拥有这么多优势？费了点儿劲，让自己被生下来了，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而在古代东亚大陆，贵族力量早已在两千年追求君主专制的帝国轮回史中消磨殆尽，因此到了近代，在西方更为强固的封建贵族传统开始动摇，产生民主化和平等化的思潮的时候，东亚大陆反而更加容易吸收这些观念，并比西方人更加激烈地否定贵族。章太炎声称日本离封建时代太近，民众有贵族和平民之分，不如“震旦”（中国）“去封建远”，“民皆平等”，认为没有贵族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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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孙中山在1924年曾颇为自豪地宣称：

中国以前的不平等，没有从前欧洲的那么利害。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 …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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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由这种极端反贵族的立场出发，评论世界革命史，认为保留了贵族和君主立宪的英国革命不算成功，最成功的是俄国革命，“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孙中山的理想在几十年后终于实现，在某些特定的年代里，历史上的“贵族”被彻底批倒批臭。但到我们再一次“开眼看世界”的时刻，却发现章太炎和孙中山眼中反封建不够彻底、保留太多的腐朽贵族传统的日本和英国，似乎也并不比中国落后，而这些国家的文化和国民教养，在世界上似乎还享有盛誉。“贵族精神”一词，于是成为汉语圈关注的话题，然而似乎又往往搔不到痒处，如近人谈贵族精神，有云：

我坐在一座哈利波特式（按，原文如此，大概指哥特式）的4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邻座都是贵族……我需要WiFi密码时，管家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就像《唐顿庄园》里的场景那样，不是直接递给你，而是把银盘非常优雅地转到我面前，银盘上放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打开来就是WiFi密码，神奇的是，管家为你服务的过程都是无声的。

与“贵族精神”热潮相伴而生的，是如雨后路边的蜗牛一样四面出击的“贵族文化课程”。

这些言论引发很多争议，其实体现一个事实：

东亚大陆确实离“贵族时代”已经很远，隔膜极大，即使有心学习“贵族精神”，也往往是从颇为肤浅的表象出发。

所以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究竟何为“贵族”，何为“贵族精神”？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则追求“贵族精神”也就成为无的放矢，甚至会以邯郸学步或者东施效颦为结局。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对历史上的封建贵族传统略作介绍和分析。

一、贵族何以成为贵族？

如果只从表面观察，我们容易认为封建贵族的“尊贵”首先源于他们的血统、财富和言谈礼仪。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因素都是古代贵族自别于市井平民的特征。但必须指出，这几个因素都是贵族掌权后的次生产物，而不能说是他们在封建时代取得名誉和地位的真正根源。

贵族的“尊贵”源于血统吗？人类历史上贵族的概念总体是流动、存在新旧交替的。沿着贵族的血统上溯，我们总能找到他们并不“显贵”的祖先。有些古代贵族家谱家系声称他们“自古以来”就很高贵，但其源头部分往往经不起推敲，是其后代和一些帮闲文人事后包装的产物。如《汉书》称刘邦是其母受蛟龙感孕所生、唐朝王室自封老子后裔，都是出于粉饰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需求。

英国贵族最重视家系家谱的时代，则是在十六世纪以后。在这个时代，“那些具有丰富创造力的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1485年—1603年间英格兰及其属地的统治王朝，是英国旧贵族由盛转衰的一大转折点）的纹章官，一直挖空心思地、不遗余力地忙于大量档案的查阅，把贵族的始祖一直踪迹到诺曼征服者、罗马人和特洛伊人。有些至此还不满意，直到把始祖上追到旧约全书中的国王和杰出人物方才罢手，波帕姆（Popham family，是英国颇为古老的家族之一，但他们的姓氏至早也只能推到十二世纪的约翰王时代）的族谱就是从对坐在方舟里的诺亚的图说开始的。伯利勋爵（William Cecil, 1st Baron Burghley；1520年—1598年，曾担任伊丽莎白一世的财务大臣、国务大臣，是伊丽莎白时代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就是沉湎于此嗜好的一个突出例证。伯利勋爵把所有空闲时间都消磨在对自己所搜集的欧洲贵族家谱的一般性研究和自己家谱的专门性研究之中。他是一个乐于被告知其先祖是‘康沃尔的戈德温伯爵之子哈罗德国王的陪王伴驾者中’一个叫欧文·怀特的人——这完全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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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家系的纹章由十六世纪英国贵族对血统和家世狂热进入巴洛克阶段，奢华复杂的四分盾形纹章（Quartering）取代了古朴的盾形纹章。在1577年，埃塞克斯伯爵沃尔特拥有55种四分盾形纹章，到18世纪末，格兰维尔家族绘制在斯托的哥特式图书馆天花板上的四分盾形纹章则竟有719种之多——然而，讽刺的是，也恰恰是到十六世纪，英国的贵族传统已经在走一条难以回头的下坡路了（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总之，即使是那些家系可靠、血统纯正的真正“贵族”，如果只是依赖于祖辈的遗产和美名坐吃山空，也只是属于贵族传统的依附者和消费者，而绝不是这一传统的创造者或生产者。

古朴的早期纹章逐渐演化为复杂而不切实用的四分盾形纹章

既然血统未必靠得住，那么财富是不是贵族之为贵族的原因？巨量的财富和奢侈的生活在各文明的贵族传统中都多少存在。波兰历史学家威托尔德·库拉发现，17和18世纪波兰显贵们的实际经济行为全不符合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经济人”的行为模式，“他们对利润和节俭不感兴趣，只希望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以花费于诸如法国葡萄酒这样的进口奢侈品上，即一种炫耀式的消费”。即使是在一些较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流行于当地“贵族”。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研究夸扣特尔人社会（一个居住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民族），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即“夸富宴”（potlatch），在这种宴会中，酋长通过毁坏物品证明自己比他的敌手们拥有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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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例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晚期贵族的奢侈生活，更容易让我们想起西晋年间权贵王恺、石崇斗富的故事。石崇听说王恺家里用糖水洗锅，就命令自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听说王恺在家门前的大路两旁，用紫丝编成屏障夹道四十里，就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后来石崇为了压倒王恺，甚至用铁如意敲碎了王恺用于炫耀的珊瑚树，并拿出更好的赔偿给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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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扣特尔人的“夸富宴”如出一辙，都是部分贵族为了竭力把自己和普通民众或者其他贵族压下去的无理性的炫耀式消费。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不论是古罗马贵族还是西晋贵族的奢侈，在各自文明传统的眼中都是理应批判的堕落体现。

在事实上，这些奢侈也正是走向亡国的前奏。古罗马伟大史家蒂托·李维（Titus Livius）认为，罗马贵族早期的节制精神是他们的光荣，但在罗马共和国的晚年，“奢侈之风好像恶魔似地笼罩着罗马城”，“罗马内部的腐败已经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民族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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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直接地体现贵族不完全和财富挂钩的证据则是，无论是在西方的贵族传统还是在东方的贵族传统中，在经济收入和奢侈水平完全不逊色于传统的贵族的富商群体，却往往会遭到贵族阶层的排斥。

相比财富和血统，封建礼仪传统自然更能接近“贵族精神”的真相。但我们也会发现，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封建贵族礼仪，在细节上大相径庭，而某些具体要求，在现代生活之中也早已经不切实用。我们要了解封建礼仪中的“贵族精神”，需要注意区分礼的精神和礼的表象，去把握其精神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封建礼仪在给予贵族更高地位的同时，也对贵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所谓“礼不下庶人”。而其中最核心的要求其实是两块，第一是勇敢，第二是慷慨。

所谓勇敢，也可称为尚武精神，具体体现为封建贵族承担主要军事义务。封建贵族的权力地位往往源于继承，但在继承路径的源头，则往往是一批军事贵族。这些人通过领导和组织所属共同体自卫或扩张，赢取了他们最初的权位。在不同文明的封建时代，承担军事义务往往属于贵族的特权。按照《国语》的记叙，齐相管仲把齐国国都附近区域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匠和商人的乡有六个，士人的乡有十五个，这后十五个乡为齐国国君和国子、高子两大贵族提供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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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士兵主要从贵族士人中从出，工匠和商人不任其责。在西方，则体现为近代以前长期普遍存在的贵族兵制。

所谓慷慨，可以分两个方面。第一，贵族不能斤斤计较于短期利益，与平民争利。《荀子·大略篇》称：“天子不谈论财物多少，诸侯不谈论有利还是有害，大夫不谈论得到还是失去，士不去贩运买卖货物；拥有国家的君主不养殖牛和羊，献身于君主的臣子不养殖鸡和小猪，上卿不放高利贷，大夫不筑场种菜；从士以上的贵族都以追求私利为羞耻而不和民众争抢职业，喜欢施舍而以囤积私藏为耻辱。所以民众不为钱财所困扰，贫穷的人也不会手足无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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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和《盐铁论》中的儒家有类似的表述。

在西方封建时代，贵族则普遍被要求不能参与商业贸易活动，否则就可能失去贵族的身份。直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贵族能否经商”还是一个众人会为此激烈争论的话题。1758年，一位不大知名的作家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业贵族》的短论文，主张“允许贵族参与经商，无须因此遭受传统的惩罚而失去贵族地位”，得到的回应多是激烈的反对。一位参加这次辩论的女士奥克达维·吉夏尔写道：如果某一个贵族希望像普通人一样追求财富，他可以那样做，“可是一旦对这种收益感到满意，他就不该再模仿那些声称具有双重特性的两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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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传统理由，是不希望贵族因为追求利益丧失荣誉精神。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对生活在18世纪50年代的很多人来说，商业贵族(noblesse commercante)与资产阶级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相仿……两者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措辞（按，意即贵族不该经商，而资产阶级不应被称为绅士）。

慷慨的第二个方面，则在于好客精神和对缺少实利报偿的公共事业的承担。古罗马时代繁荣的戏剧表演、体育竞技以及相关的宏大建筑，主要来自贵族的支持。东亚古代战国四公子（魏无忌、赵胜、黄歇、田文）礼贤下士，招募众多门客，广得人心，是当时贵族的理想形象。在中世欧洲，大小贵族“俯拾肩挑起了资助学术和艺术的重担。在中世纪，艺术和文学的最大资助者是国王和高级教士。正是他们筹划和修建了宏伟的大教堂，委托雕刻了对它们的装饰装修，他们还在家中蓄养学者，让其著书立说，蓄养艺术家，让其完成对手稿的彩饰。封建贵族的随从中，既有一些侏儒和蠢蛋，同时也保有一些学者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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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业并没有太多实利可言，主要还是出于贵族阶层的荣誉和责任意识。

总之，封建意义上的贵族精神，虽然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时代中都有具体不同的体现，但往往仍能在以下几个核心方面取得一定共识：第一、组织和保护共同体所需的尚武精神（武力）与慷慨风度（财力）；第二、重视当时的平民们出于教育和经济等种种理由、较少关心的荣誉和事业，并愿意负担其责任。这也是封建礼仪的主要精神，如果没有这些精神，仅仅去学习几个用餐和走路的姿势那样的礼仪皮毛，或者只是恢复一个古代贵族政治制度的空壳子，那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不太为人们所知的史实是，战国以后，东亚大陆历史上最重礼制和礼学的时代，反而可能是被人们公认为世风浮华衰颓、礼崩乐坏的两晋-六朝时代。在西晋，司马家族试图恢复封建，根据《周礼》创制《晋礼》，重新建立一套“公侯伯子男”的五等分爵制。两晋六朝的礼学也大为繁荣，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统计魏晋南北朝学术圈的著作领域，发现当时五经中关于“礼”的著作出产最多，唐代杜佑《通典》引用的晋代以来的六朝礼议，就多达二百余篇。朱熹描述那个时代的“礼学”盛况则是：“六朝人多精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上面有官方大力推行贵族政治制度，下面是民间学者研究鼓吹贵族礼仪，看起来真要完成恢复“三代之盛”的伟业了。

但纸面上封建的恢复和礼学的昌盛，并不能够阻止东亚大陆贵族自西晋以来事实上的衰败。

《晋书》和《世说新语》中众多类似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显示当时的世家大族在现实中的腐化。而这种腐化首先就来自他们对传统贵族责任的放弃。西晋太尉兼司徒、朗陵县公何曾，曾在某次晋武帝司马炎的宴饮中判断晋朝难以持久的命运，理由就是他在“每次宴会上，从未听司马炎等人谈论治理国家和图谋久远的谋略，只是说些平生的常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宴饮中只谈论“生平常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主体贵族而言，只关心自家事务显然就是不称职和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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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权贵懂贵族礼仪、有贵族制度，而失去了相应的能力和责任，也就失去了作为贵族的身份基础。

然而极为讽刺的是，这个对晋室贵族提出警告、被后人认为未卜先知的何曾，本身也就不是一个合于礼法的人物，他以生活奢侈著称于世，“骄奢过度，名被九域”，留下了“食日费万钱，犹云无下箸处”（每顿饭要吃掉一万铜钱，却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的著名典故，他对礼法的尊奉，也往往只是为了个人和私家的利益好恶而行。死后西晋博士秦秀认为他应该被谥为“缪丑公”——可见这种贵族的堕落，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了。

司马光评论：何曾议晋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然身为僭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而私语于家，非忠臣也（《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二、贵族何以衰亡：十六世纪前后英国贵族政治的终结

在上一部分，我们讨论了让贵族成为贵族的原因，在这一部分，我们则要讨论让贵族失去贵族地位的因素。这里，我们主要以十六世纪前后英国贵族政治的终结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前所说，贵族之所以为贵族，首先是因为他们承担了冷兵器时代保护共同体的军事义务。但到十六世纪的英国，随着武器技术的提高、平民承担军事义务的比例上升，贵族的军事特征被逐渐淡化。在1583年，英国学者、外交官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就发现，骑士的授予已经通常是根据土地年收入来判定了。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争中，大约四分之三的英国贵族曾参与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所有强壮的成年贵族都参与其中，是封建时代贵族军事义务的绝好阐释），“但到1576年时，每四个贵族中只有一个曾有过一点军事经历。在17世纪早期，每五个贵族中大约只有一个贵族曾参加过战争，1642年，无论是适于战争还是有战争经历的贵族比例都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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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日久，贵族的自卫和尚武精神逐渐让位给了对奢侈生活的炫耀。这一点特别显示于这一时期传统城堡功能的转变。城堡本是贵族自卫和保卫家族共同体的军事防御据点，但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1532-1588年，其父是诺森伯兰公爵，罗伯特·达德利本人是伊丽莎白一世著名宠臣，在1564年被封为Earl of Leicester）翻修和加固凯尼尔沃思城堡之后，就不再有类似的重要例子了。与此相反：

“（在此）之后，关于防御工事的证据逐渐消失了，到詹姆斯国王统治时期（1567年—1625年），绝大多数贵族的城堡都和国王的城堡一样，几成废墟。许多城堡，特别是北方的城堡，因主人对温暖舒适的南方乡间别墅的偏爱，而被遗弃，并且为了铅而拆除了城堡的屋顶。那些仍留在北方或西方者，则先于防御之目的而对城堡开窗进光和典雅装饰。如约翰·佩罗特爵士对彭布罗克郡的卡鲁城堡、伍斯特伯爵对蒙茅斯郡的拉格伦城堡所做的那样，他们通过嵌入巨大的有竖框的窗口，而摧毁了自己城堡的军事价值。……到1612年，除了查理斯·卡文迪什爵士实际上自己建立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博尔索弗城堡外，确凿的证据表明：城堡的防御性功能早已过时。在南方，宫廷贵族现在建造的是炫耀性的、外面看起来类似宫殿式的建筑，而不是在其院落中树立起孤零零的令人兴味索然的堡垒，如霍尔登比的住宅、伯利的别墅、或朗利特的宅邸。护河和吊桥、铁闸门和箭垛，都已成为过去。尽管内战证明了许多深宅大院可临时被变作防守阵地，但人们却不再计划根据这一目的兴修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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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英国的君主专权因素加强，君权神授、初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则将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打入贵族内心，消磨了他们的独立意识。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女王“被吹捧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叛乱被严厉责骂为滔天罪行，违反了应臣服于更高权威的自然法，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幸福和财产，并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失败”（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在经济层面，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乡村士绅则对旧贵族形成了强大冲击。封建贵族由于对贸易工作和理财能力的过度轻蔑，使得他们在新的时代中难以和精打细算、通过投资不断增加自身产业的资产阶级新贵抗衡。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贵族文化往往嘲笑资产阶级商人小气和粗俗——从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法文资产阶级“布尔乔亚”（bourgeoisie）作为形容词，在每一部字典中都被定义为用以描述某人缺乏教养和上流社会的优雅风度。1694年的《法兰西学术院词典》解释道，“布尔乔亚”意味着：“一个不属于宫廷的人；有股子布尔乔亚的味道。”同时代其他字典对“布尔乔亚”的理解则是：“不够礼貌，太随意，不够庄重。”“与宫廷人士形成对比，缺乏风度和机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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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新兴阶层资本积累和文化积累的必然过程。在布尔乔亚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之后，他们在慈善、支持和鉴赏艺术学术等方面也将逐渐取代旧贵族的作用。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的佛罗伦萨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可以说是小半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支持者和赞助人。而他们其实就属于新兴贵族而非老牌军事贵族，其财富和权力最初源于经商、羊毛加工和金融行业。

封建贵族的核心在于尚武精神和慷慨美德，而这两个核心概念在新的时代里不再成为旧贵族的专属物，这决定性地导致了贵族的没落。劳伦斯·斯通在《贵族的危机》中写道：“由于上述力量的共同作用和民心的丧失，贵族最终走向毁灭。在一流公学和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接受过教育，与地产和血统优秀一样，被认为是身份地位的评价依据。上层中产阶级没有土地，但他们却认为，在上帝眼中，他们都是土地所有者，他们通过研究专业和进入军界，而不是经由贸易保持了贵族式的风貌。面对这一挑战，贵族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他们不再庇护佃户和为帝国服役，而是沉湎于狩猎和狂欢女郎。国王鄙弃他们，转而支持来自城市的富有新贵；他们失去了公众和自我尊重，并且，故意与民选政府作对而自惹祸端。其结果是1911年议会法案的出台，该法案象征着贵族在英国行政、政治和社会中卓越作用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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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为“贵族”，何为“贵族精神”？

我们前面介绍了人类历史上部分贵族群体崛起和衰落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了：究竟何为“贵族”？何为“贵族精神”？

如果说，“贵族”是通过血缘、姓氏等某种方式，继承知识、权力、财富而形成的上层群体，那么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事实上的“贵族”。

就算是章太炎、孙中山自以为早早消灭了贵族制度并引以为豪的古代中央帝国，就真的是人人平等的完美世界吗？这些帝国的皇帝及其子孙，不就是权力最大的贵族吗？从底层出身、杀戮功臣、打击富商和知识分子的朱元璋，被许多现代人吹嘘为维护东亚社会平等的正义使者，但他实际上是以天下为自家产业、大封宗室。洪武九年规定的诸王、公主每年供应的物品数量巨大，“除缎匹、钱钞、匠料、盐菜等外，仅以禄米计，亲王5万石，郡王6000石，郡王子年15以上，每位拨田60顷，以为永业。而公主已受封的，赐庄田一所，每年收粮1500石，钞2000贯。亲王女已受封和已嫁的，每年给米1000石，钞1400贯；郡王女已封县主和已嫁的，每年给米600石，钞500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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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明宗室在籍人口已有三十三万之多，而早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宗室所需禄米就已经超过了全国税收所得。这些宗室在地方巧取豪夺、欺男霸女，“夺民田者无算”。

明宗室人口、禄米与天赋收入表，见张德信《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毁灭了权力相对分散的贵族群体，却创造出一个几无制约的“九五至尊”及其皇室，章太炎、孙中山这批近代汉语圈的知识分子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自信，自称这种制度就必然优越于中世的欧洲和日本？对东亚大陆帝制的评价，还是几百年前的余姚学者黄宗羲说得好：

后世（三代以后）做君主的……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于是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使得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君主啊。当他们尚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那么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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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的著名片段，一些论者认为，这显示了黄宗羲对封建君主制度的彻底否定，其实并非如此。对真正的封建制度，黄宗羲其实颇有好感（在《明夷待访录·方镇》中，他认为三代后的外族入侵，是“废封建之罪”，封建时代“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他批判的其实是专制帝国时代的君主，对于真正的封建时代的贵族君主，他反而是比较服气的，认为“古时候天下的人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理由则在于：过去的贵族君主不光是自私自利，也承担了巨大责任，所谓“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而专制时代的君主呢？就是只要权利（“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而不要责任和义务（“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而对于这类贵族，“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民众对他们的怨恶仇恨是理所应当的事。

黄宗羲对古今君主的不同评价，至少部分解释了封建贵族的真正含义和东亚大陆贵族精神缺失的源头。古代东亚大陆确实拥有权力和地位意义上的“贵族”（即皇帝及皇室），但由于专制社会中他们缺乏足够的制约，因此养成了只要贵族权位而不负贵族责任的传统。晚期朱明宗室从小“不习四民业，禁锢一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乐善好书者百不及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张岱《石匮书后集》）。从他们在明末游民暴乱中的表现看，这些王爷普遍缺乏贵族需要的勇武和慷慨，不但不善于战斗或者组织军民自卫，而且往往像底层小农那样小心翼翼地把家财储藏起来而不愿赈济饥民或者犒赏士卒，最终落得一个“福禄宴”一类的下场。

朱明宗室与西晋权贵空有贵族之名利地位，然而并不配被称为真正的贵族。真正的贵族精神，其实是在其能力和责任，而非权力地位。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血统、财富和文雅上的缺陷，不足以阻止新兴贵族取代腐朽的旧贵族（例如日耳曼蛮族的武士首领对罗马帝国旧贵族的取代），但当贵族们失去保护共同体的尚武精神和慷慨美德，却挖空心思想要从血统家世、私人财富、繁文缛节上面显示超凡脱俗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他们反而已经走上了没落的道路。

封建贵族的时代已经逝去了。对于现代公民而言，“贵族精神”还有没有借鉴的必要？如果所谓的“贵族精神”只不过是让仆人们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送WIFI密码纸并因此觉得高人一等，那么这种精神不了解也罢。但权责对等和统一的真正贵族精神和封建贵族兴亡的历程仍然值得当代民众的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世界的乡绅商人、中产市民以至于普通民众，正是通过征兵制、普选制等种种方式，逐渐从旧封建贵族手中取得了种种权利、义务和责任。

作为新时代的主干阶层，他们也有必要磨炼与自身责任相配的德性、能力和远见，而不仅仅是在“美丽新世界”的奶头乐文化中逃避、享乐并且逐渐堕落下去而已。

奶头乐（英语：tittytainment），又译为奶头娱乐，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提出来的理论，特别泛指那一类能让人着迷、又低成本、能够使人满足的低俗娱乐内容。

注 释

① 孙中山1924年1月至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之《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

② 章太炎《代议良否论》：不悟彼（日本）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摹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盖震旦亦无他长耳。

③ 劳伦斯·斯通著, 于民译，贵族的危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pp. 18-19.

④ 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⑤ 《世说新语·汰侈》：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者甚众。恺惘然自失。

⑥ 李维《罗马史》第八卷。

⑦ 《国语·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⑧ 《荀子》大略篇：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然故民不困财，贫窭者有所窜其手。

⑨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⑩ 劳伦斯·斯通著, 于民译，贵族的危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p. 316

⑪ 张德信. 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 东岳论丛，1988(1):77-82.

⑫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