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现代世界文明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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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李沛聪。


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是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扛鼎之作,书名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冷战事实上就已经结束了。1990年海湾战争,行将就木的苏联已经无力做出任何反应,只能在电视直播上目瞪口呆,看着美式高技术战争秀。一年后苏联解体。在这个庞然大物瞬间倒地扬起的漫天尘埃中,西方世界欢庆着历史的终结。仿佛从此后,人类历史就将真的只剩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以私有产权为基石的市场经济。

然而,要不了多久,甚至只是三年五载,各个主要国家的精英人物们就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世界渐渐变得混沌不清,好多事情越来越看不懂了,其中最令人迷惘的是,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东方的毛泽东说这是政治的首要问题,东方的另一位先哲孟子讲“国无外敌者恒亡”,西方人骨子里也信奉政治就是区分敌我,这是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一句格言,小布什在发动反恐战争前也曾怒吼“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问题来了,敌人去哪了?

曾经,对各个主要国家来说,谁是敌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锁定了敌人,然后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合纵连横这一套才能从容施展开。政治就像是在满是暗礁的惊涛骇浪中夜航,敌人的存在就好比茫茫大海中的灯塔,指引着航船前行的方向。但冷战后,灯塔全部熄灭,海面上一片漆黑,晦暗不明,伸手不见五指。高手行到此间,怎不肝胆俱裂。电影007系列中,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务头子M女士一扭头对詹姆士·邦德凄然说道,我是多么怀念冷战啊,这句话一定深深打动了电影银幕前007的各国同行。

就在这大家都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的日子里,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站了出来,在夜色茫茫的大海中树立起一座灯塔,这座灯塔的名字,叫做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期刊《外交》杂志上,刊出了亨廷顿27页的论文《文明的冲突?》;1996年,亨廷顿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补充材料,扎实文献,联缀成书,这便有了我们今天要为你讲解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教授明确指出,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是遍布地球的各大文明,而且这些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动态不平衡的,不同的国家围绕各自归属的核心文明各成一系,文明内部有结构,文明之间无秩序,文明之间的无序状态就是冲突,冲突的极端形式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断层线上发生的一系列战争。

这些战争往往是由自下而上地冲突点燃的,通常只是一些由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解,却迅速被“我和你不一样”的文明差异放大,最终酿成冲突甚至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又往往要通过各自文明的核心大国互相协调,才能自上而下地弥平;而这些冲突的结局,决定了地球上不同文明的未来。

一句话,你的敌人就是那个和你不一样的家伙;你读《红楼梦》,他读莎士比亚;你视谦虚为美德,他觉得谦虚就是缺乏自信;你们一起看电影《最后的武士》,影片结尾,武士们明知大势已去,却仍然向强敌发起决死冲锋,你激荡于武士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气节,他却认为这样送死毫无意义;总之,你们不一样。

传统上,大家公认,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玩家,尽管国家之上有国际组织,国家之下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牌号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次一等的准国家行为体,但是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国家;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为人处世,塑造着国际社会的面目。

不过大家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国家利益。有人认为扒下国家利益的皮囊,你看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些人认为国家有自己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利益;还有人认为国家利益是各种国内利益集团博弈出来的;而亨廷顿认为,国家是根据自己所属的文明来判断国家利益的。所以,国家如何思考,如何行事,关口是国家所归属的文明类型;真正的断层线,不是国界,而是人心。

由此而来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文明这个概念,就像其他很多人类社会的基础概念一样,人人都能真真切切地感知到它的存在,但是想进行清楚的界定却是极其困难的。一万个人眼里就有一万种文明的定义,而亨廷顿所能做的也只是勾勒出文明的的基本结构特征,那就是一整套独特的信仰、语言、习俗、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而所有这些界定文明的客观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宗教。正是各种独特的宗教界定了不同的文明,而这些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又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生活目标、价值和意义。说到底,从根本上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不是国界,不是肤色,而是文明。

所以我们看待文明时,就要以宗教为纲,纲举则目张,紧紧抓住宗教这个要害,就是抓到了判断文明的根本。于是放眼望去,原本混沌幽暗的国际社会,在宗教这座灯塔的指引下,一下子清晰可辨起来,那就是以罗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文明,遵循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正教传统的东正教文明,天主教与玛雅-阿兹特克文明混合形成的拉丁美洲文明,以及混合儒教与神道教传统的日本文明,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全部人类历史就是这七大文明互相激荡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明会选择不同的政治形态作为自己的载体,诸如城邦、封建诸侯国、王朝帝国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等等,形式上变动不居,而文明的主体性本身却是永恒的。

此外,如果我们对人类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发现文明就像生物体一样,是有生命的,有生有死,有高潮有低谷,有扩张有收缩,从内涵到外延都是与时俱进的,是发展变化的。比如基督教原生文明,就裂变成罗马天主教、君士坦丁堡东正教、还有基督教新教这几大枝次生文明,而基督教文明主宰的地域范围也从地中海世界一隅扩张到几乎全部欧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所有这些基督教次生文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下,又在各自内部形成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外部影响区的三层次结构秩序。

比如,基督教新教文明就围绕英美这两个文明核心国家展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北欧、波罗的海各新教国家,形成文明外围地带,这些基督教新教的人口,在其他文明区域生活形成的社区,就构成基督教新教文明的外部影响区,比如近代早期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以及当今世界非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社区。

东正教的核心国家无疑就是俄国;白俄罗斯、东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还有希腊、塞浦路斯等东正教国家就组成这个文明的外围地带,上述国家的东正教人口,在其他文明区定居形成的社区,也构成东正教文明的外部影响区。

不但基督教文明区内部形成这种三层次结构秩序,其他主要文明区也是一样的。比如中华文明,毫无疑问地该文明区的核心国家是中国,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儒教国家形成中华文明的外围地带,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社区就构成中华文明的外部影响区。

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核心国家,比如伊斯兰文明就缺乏核心国家,尽管伊朗、沙特、埃及、伊拉克、土耳其,都是伊斯兰文明核心国家的有力候选人,但是这些国家又各有各的致命弱点:本来伊斯兰教发源于阿拉伯人,古兰经以阿拉伯语写成,逊尼派是伊斯兰教的主流;然而伊朗是波斯人、还是少数派什叶派;土耳其是突厥人,而且走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在有潜力担当起文明核心国家重任的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被西方基督教文明彻底摧毁了,而且伊拉克人口中大部分是什叶派,不可靠;埃及偏居北非一隅,力量太弱,本身的财政还要靠中东海湾的石油土豪救济,难当大任。

沙特虽然是伊斯兰宗教的中心,手里又掌握着大把的石油美元,有能力动员起世界上一众穆斯林国家搞事情,比如组织起穆斯林国家联军打击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集体制裁不听话的卡塔尔,无奈沙特人口太少,国家组织力量也还是太弱,迟迟搞不定弱小的胡塞武装,还被胡塞打了几次反击,充分暴露了沙特力量的弱点。

另外一个缺乏核心国家的世界主要文明是拉丁美洲文明。拉丁美洲有四个主要国家: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当中,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于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跟着美国这个基督教新教文明核心国家跑了;委内瑞拉相对力量太弱,内部社会整合没有完成,更不要说领导别人了;阿根廷自从马岛战争中被另一个基督教新教文明核心国家英国击败,就一蹶不振;巴西是拉美首屈一指的大国,产业力量、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有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潜力,可是偏偏讲葡萄牙语,在拉美地区西班牙语的汪洋大海中显得颇为另类,它要当头,阿根廷第一个表示不服。

于是,有核心国家领导、内部结构稳定有序的文明,与没有核心国家领导、内部混乱无序的文明相比,就形成结构力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核心国家对内可以协调本文明内部的矛盾冲突,对外可以和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协商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在文明内外都形成秩序;另一方面,没有核心国家的文明内部没有稳定的结构,混乱无序,真出了事情,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也不知道找谁去谈,也就无从安排不同文明之间的秩序。

于是在亨廷顿看来,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冷战以后,世界上的大部分冲突,如果不是无中心的伊斯兰文明与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有可能是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教派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说到底,这其实是个霸权稳定论的思路,其他主要文明内部都有一个霸主,霸主以自己的实力维护文明内部,还有文明之间的社会秩序,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正是有霸则稳,无霸则乱。哪怕就是过去萨达姆这个小霸还存在的时候,伊斯兰国这种幺蛾子都不可能冒出来;萨达姆一去,各路牛鬼蛇神都冒出来兴风作浪,于是中东地区天下大乱。

除了结构组织力量之外,基础实力在各个文明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平均的,而且各大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在所有七种世界主要文明之间,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无疑是西方文明。

按亨廷顿的总结,西方文明主要在以下十四个方面领导着全世界,那就是控制和操纵国际金融、控制所有硬通货、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又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的制造商,西方文明主宰国际资本市场、对全世界承担起道义领导责任;他们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控制海上航线、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宇航技术、航天工业、还有国际通讯系统和高科技武器工业等等。

历史上,西方文明正是用他们独步天下的科技能力、工业能力、军事能力、金融能力和贸易能力,将全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并且按照自己的面目重新塑造了全世界的面貌,迫使其他文明不得不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做出反应。

非西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强势挑战,一般有三种回应模式:第一,拒绝;第二,全盘西化;第三,改良。我们中国人对这三种模式都是很熟悉的,我们自己就是从这三种模式一步步走过来走到今天的。

所谓拒绝,就是我拒不承认你比我先进、比我强大,我的就是好的,我就是要装作看不见你,你打上门来我就是要和你死磕,实在磕不过另说;大多数文明在刚刚遭遇西方文明的挑战时,都采取了这种反应模式,距离西方越远、原本实力越是强大的文明就越是拒绝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对于西方文明都是拒绝的,日本幕府将军将锁国政策一直执行到1854年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袭,中国则是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

通常情况下,非西方文明是拒绝不了西方文明的,在死磕注定失败的情况下,要想救亡图存,就只有努力把自己变成西方文明的样子。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东正教核心国家俄国,早在17世纪彼得大帝时期就开始了全盘西化的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全面与西方接轨;俄国离西方文明最近,本身又和西方文明信一个上帝,全盘西化比较顺利地走了下来,结果就是俄国在随后的西方文明全球扩张期基本没受什么委屈,反而搭上这波顺风车,神操作了一把,一度把自己弄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与基督教新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至今也是世界格局中一支主要力量,不可谓不成功。

另一个全盘西化比较成功的是土耳其,只不过土耳其人觉悟的比较晚,直到奥斯曼帝国灭亡了,土耳其人才痛定思痛,在西方化和亡国灭种之间选择了西方化;经过1920年代的凯末尔改革,原本的伊斯兰文明核心国家奥斯曼土耳其被彻底改造成了世俗的、追求西方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人看起来越来越像西方人了。

但是这种全盘西化的神操作也不是没有问题,恰恰相反,通常问题还很大。这里边最大的问题,你可以看起来像西方人,可是你真的是西方人吗?一个变成了西方人的你还真的是你吗?西方人会接受你成为西方人吗?这可真是个令人心碎的问题。

说到底,无论俄国人怎样变革,骨子里还是俄国人,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扒下一个俄国人的外衣,会看到一张鞑靼人的脸;在俄国知识精英内部,不管国家政体怎么换,不管你是沙俄还是苏联还是俄罗斯联邦,从来就分裂成欧洲派和斯拉夫派两派,欧洲派向往脱胎换骨彻底融入西方文明,斯拉夫派坚定保卫东正教俄罗斯传统,两边一直互相掐到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就那么拧巴着。这导致了一个恶果,俄罗斯精英在判断自身国家利益时,往往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

土耳其人更不用说了,只要你还信仰伊斯兰教,西方就不会接受你,直到今天,欧盟就是不让土耳其进去,逼得土耳其没办法,又转过身去从伊斯兰教和早已逝去的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中找出路。

既然全盘西化的路子走起来这么伤筋动骨,可不可以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呢?在非西方文明的改良派看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代化,另一个层面是西方化;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指现代科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军事组织和技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等等;所谓西方化,就是指古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的古典遗产,基督教精神,个人主义,社会多元化传统等等。

改良主义呢,就是现代化吃下去,西方化吐出来。非西方文明只要接受现代化,并且以现代化为武器,坚决抵制西方化,就能保持自己文明的特性和强大地位。至于宪政和法制到底算西方的特性,还是现代化的特性,非西方文明内部还没有形成共识,大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目前尚不能形成定论。

可是从世界范围看,改良主义的道路上真正走通的非西方国家也不多,放眼看去,也只有日本一个非西方文明国家真正打通了关,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还在现代化的征途中奋勇进击,还不能说真正完成了现代化;儒教文明圈的另一个主要国家韩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成就斐然,但是距离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相当的差距;新加坡倒是完成了现代化,可是太小、太特殊,不具有普遍意义。

至于其他主要非西方文明就更是乏善可陈;就拿非西方文明中人口最多、地域面积最广的伊斯兰文明来说,竟然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就连早期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典范土耳其,都开始日益宗教保守化;而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中,自从自由军官运动,也就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统治下的一大票共和国,比如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等,实行政教分离的阿拉伯世俗共和国,在本世纪初,被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联合西方基督教文明纷纷颠覆掉之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事业就遭遇到了重大挫折,走向低谷。

讽刺的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成果,纷纷被宗教极端保守势力摘了果子,成为他们拒绝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于是,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伊斯兰宗教复兴运动开始兴起,这种宗教复兴运动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战争中,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完成了初步的力量动员;接着又被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退的形势鼓励,在穆斯林世界中广泛展开,形成燎原之势。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西方冷战属于西方文明的内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球对峙,源生于西方文明内部的社会运动,两大对立阵营以用意识形态划线,压制并掩盖住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冷战终结,意识形态斗争的盖子被掀掉,文明的冲突就赤裸裸地呈现在了世界舞台上。

不但是伊斯兰世界,所有国家都受到冷战终结的鼓舞,开始以文明归属为根据,重新划线站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开始重构。原本属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就迅速回归西方基督教文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边,信奉天主教-新教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迅速回归历史传统,与瑞典和芬兰结盟;前苏联的另外两个加盟共和国,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和基督教亚美尼亚,则因为领土争端而发生战争,土耳其毫不奇怪地站在穆斯林兄弟阿塞拜疆一边,对抗基督教世仇亚美尼亚,而东正教俄罗斯则毫不迟疑地支持亚美尼亚,对抗阿塞拜疆和土耳其。

最具启示录色彩的事态发生在巴尔干地区。原本在冷战格局下,东正教的希腊和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同属北约盟国,共同对抗信奉东正教的华约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在东西方对峙中保持中立,另外一个属于伊斯兰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则与中国结盟,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东方。

冷战结束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按照文明的断层线迅速解体;天主教-新教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西方文明核心国家之一,德国的支持下迅速独立,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波黑,则在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支持下宣布独立;当前南斯拉夫联邦的主体加盟共和国,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出兵镇压独立运动、维护南斯拉夫统一的时候,文明断层线上的战争就爆发了。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文明支持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与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军队死磕,在波黑,伊朗、土耳其、沙特、阿尔巴尼亚等穆斯林国家输出金钱、军火和圣战者援助穆斯林军队,与东正教塞尔维亚军队血战到底。

在波黑战争中,西方基督教文明出于打压东正教文明的考虑,支持了穆斯林阵营,属于北约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直接派兵与塞尔维亚军队交战;而土耳其的北约盟国希腊,则出于东正教兄弟国家的考虑,坚决反对它的西方盟国打击塞尔维亚,主张巴尔干地区的几个东正教国家,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结成东正教同盟对抗所谓“伊斯兰的入侵”。

毫无疑问东正教核心国家俄国是坚决站在塞尔维亚一边的,虽然当时俄国正处在苏联解体后最虚弱的时期,但它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倾全力支持自己的东正教南斯拉夫小兄弟。最后这场血腥战争,得到交战各方所属的文明核心国调停,终于结束了,然而波黑共和国还是按照文明的断层线,分裂为所谓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和波黑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

由此,亨廷顿根据冷战结束之后,各个国家迅速按所属文明站队划线的局面,以及颇具启示录色彩的波黑战争,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案例,总结出这样一套文明间断层线战争的动力理论

首先,在各大文明互相交汇的边缘地带,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在意识形态板块破碎后开始复兴

以波黑为例,原本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统治下,波黑民众建立起大南斯拉夫的国家认同,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压倒了各自的宗教追求,曾有一度,波黑的穆斯林被称为从来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波黑的克罗地亚人被称为从来不去天主教堂的天主教徒,波黑的塞尔维亚人被称为从来不去东正教礼拜堂的东正教徒,没有人在乎民族和宗教差异,大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志,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

然而一朝南共联盟垮台,国家分裂,各自族群里的极端分子就开始疯狂起来,文明差异、族群冲突的仇恨一旦挑起来,就形成一个互相刺激、一步步加强的恶性循环,要不了多久,仅仅不久前还亲密无间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南斯拉夫同胞,就迅速分裂成“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直善良维护自己信仰的好人,“他们”是穷凶极恶、杀害我们的族人、强暴我们的妇女、毁灭我们文化的坏人;这种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区分敌我的身份认同一旦建立起来,就会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和破坏力,自下而上地形成文明断层线战争。

其次,这种文化认同带动的身份认同一旦建立起来,只要出现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苗头,各方就会迅速向归属同一文明的亲缘国家寻求支持,从而形成以文明为基本特征的力量集结。

这一点在波黑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克罗地亚人向同属天主教-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德国寻求支持,西方文明各国纷纷站到了克罗地亚人一边与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作战;波黑穆斯林则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兄弟发出圣战号召,伊朗、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等穆斯林国家,纷纷派出志愿兵和圣战者赴波黑作战;来自俄罗斯和希腊的志愿者则加入东正教兄弟塞尔维亚一边与天主教克罗地亚和波黑穆斯林混战。

最后,这种文明断层线战争能够平息下去,只有两条途径,第一,是交战各方都打得筋疲力尽,战争能量释放到接近枯竭;第二是交战各方归属文明的核心国家达成妥协,并且在其主导的文明阵营内部,软硬兼施,约束好各自在第一线作战的小弟,还有其他支持一线参战者其他亲缘国家,最好达成总体妥协,结束战争。这一点在俄国约束塞尔维亚,最终接受各大国谈判,达成代顿和平协议的例证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到此,我们大家应该大致明白,亨廷顿通过观察和提炼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最新变化,认为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各个文明内部形成了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外部边缘区域的三层次结构秩序。


文明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文明交汇处的外部边缘区域,在这些文明交汇的边缘区域,形成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将主要围绕这些断层线展开,而文明冲突的规模、走向和结局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命运。

说到这里,作为西方学者,亨廷顿当然最关心的还是,谁将是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而西方文明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要知道在亨廷顿写成此书的1996年,正是西方赢得冷战和海湾战争之后的全盛时期,世界处在美国单极霸权主宰之下,再加上西方联盟的力量,真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另一方面,世界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明挨个数过来。

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俄国衰落,东正教文明一蹶不振,短期内看不到复兴的迹象;

中华文明呢,中国当时正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力还相当不足,实在看不出来有挑战西方文明的能力和意愿;

伊斯兰文明呢,刚刚在海湾战争中大伤元气,又缺乏文明核心国家的领导,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伊斯兰强国,又纷纷与基督教文明核心国家美国结成同盟,整个伊斯兰世界一盘散沙,不成气候;

拉美文明本身也是一盘散沙,又没有突出的实力,与西方文明又有着很强的亲缘关系,在亨廷顿看来,是西方文明统战的对象,而非威胁;

至于日本文明,本身就局限在日本一国疆界之内,没有外围亲缘国家,孤独而缺乏战略纵深,本身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又处在西方阵营的联盟体系之内,那么在亨廷顿看来,也是西方阵营的一份子而非威胁。

那么到底谁才是西方文明的对手呢?亨廷顿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东亚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根本挑战,在亨廷顿的有色眼镜中看来,一个东亚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成的反西方同盟,将是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西方文明遇到的最可怕的挑战。

首先,在亨廷顿看来,随着中国日益释放出经济活力,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会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主导地位;而且在历史上,所有其他大国,包括英美法德日苏联等等,在其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时期,或者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帝国主义,按照亨廷顿的这一逻辑,实在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制衡这种中华文明的崛起,无非就是加强美日同盟,同时以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为战略支点,共同遏制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亨廷顿如此忌惮中国是颇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时间来到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20多年的今天,在西方领先世界的所有14个领域中,唯有中华文明有能力对西方文明发起全方位的挑战: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等新兴国际金融机制动摇着西方对于国际金融的控制力;

中国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解利率和伦敦银行同业拆解利率和美联储联邦基准利率一起对国际资本市场发挥着基础调控作用;

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大踏步前进;

13亿进入中产阶级社会的消费人口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中国早已经是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紧随其后几个国家的总和;

中国海军在迅速现代化,并且加紧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

中国高技术专利和论文发表数量雄踞世界前列,并且进展神速;

中国培养着世界最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国的太空站遨游太空;

中国的量子卫星独步天下;

中国具有独立研发生产从重型隐形战机歼20到主战坦克99a再到航母的全产业高科技武器工业体系;

如此,在亨廷顿及其拥护者们看来,除了中国,再没有其他任何非西方文明有能力在所有这些西方传统优势领域向西方发起全面挑战,一个也没有。

另外一个令亨廷顿颇为忌惮的文明是伊斯兰文明。虽然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屡遭挫折,但是伊斯兰文明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穆斯林人口超高的生育率,根据亨廷顿的预测,几十年之内穆斯林人口就将超过基督教人口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群;

其次是伊斯兰文明控制着从北非经过中东、中亚和南亚再到东南亚的广袤地带,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特别是石油资源,这将是伊斯兰文明手里的一张王牌;

再次是伊斯兰教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不管在世界任何角落,穆斯林人口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社区,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宗教特色和文化性格;

最后是伊斯兰文明,可以依托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形成无远弗届的基层动员能力和活力。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再加上近年来穆斯林人口逐渐在西方基督教文明核心区扎下根来,稳步壮大,法国、德国这种传统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都快成了所谓的法兰西斯坦和德意志斯坦,这将使西方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说儒教文明是唯一有能力在西方所有优势领域,向西方文明发起全面挑战的非西方文明,那么伊斯兰文明,则是在宗教信仰内核和人口规模上向西方施加巨大压力的非西方文明,那么在亨廷顿看来,不管现实可行性有多高,他还是构想出一个可能的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同盟,对他来说,这简直是西方文明彻头彻尾的噩梦。

在亨廷顿看来,尽管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而且各自与西方文明的亲缘性,都超过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亲缘性,儒教文明在政教分离、现代化、科学与民主等层面上,与西方文明惺惺相惜;

伊斯兰文明则在闪米特一神教传统上与西方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如果说在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上存在什么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其中的一条必然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

本着这个原则,亨廷顿预测,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面对西方文明这个最强大的共同敌人的时候,联合起来与西方斗争。在他看来,这符合理性的计算。对此,亨廷顿所列举的所谓证据,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当中,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准结盟关系,中国和伊朗则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那么在亨廷顿的擘划下,要对付这种联盟,西方所急需要做的,就是放下成见,联合所有基督教次生文明,包括与罗马天主教存在历史隔阂的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以及拉丁美洲次级天主教文明,形成同一个基督教上帝之下的统一战线,以此来压制儒教-伊斯兰文明的联盟。

当然,在全书末尾,亨廷顿也承认,这种文明间的全球对抗,是一场人类末日,是当今世界绝对无法承受的,他进一步认为,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文明的核心国家都应该遵循两条原则行事,那就是所谓的“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第一条“避免原则”就是指核心国家应该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级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条“共同调解原则”,是指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各自的亲缘国家或者亲缘集团,避免爆发断层线战争。

好了,讲到这里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就步入尾声了。回过头去看,亨廷顿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刺破冷战后时代的迷雾,以文明冲突论为灯塔,指出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各个文明内部形成了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外部边缘区域的三层次结构秩序,文明之间交汇的边缘区域就形成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要围绕这些断层线展开,冲突的规模、走向和结局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命运。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最大的潜在挑战者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而这两种文明一旦形成联盟,就将对西方文明造成致命影响;对此,西方文明有必要整合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天主教文明,组成同一个基督教上帝之下的神圣同盟,共同应对。

同时,一场末日之战般的文明间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绝对无法承受的,为了避免悲剧,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遵循避免干涉其他文明内部事务的原则,以及核心国家之间的互相协调原则,共同维护人类文明的和平与秩序。

好,《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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