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3.12 武黎嵩 |“快递”维系着的古代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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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快递’维系着的古代大帝国”。其实我要讲的是，秦汉帝国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管理体系和管理体制的。

我们可以说，汉代是一个文牍国家，就是通过信息的传递与行政的管理这种文书化的形式，将庞大的帝国管理起来。那么汉代有多少个郡国呢？我们知道汉代有13个大的省级的这种行政区划叫做“州”[①]，加上中央的所在地——司隶校尉部，一共是14个这种省级的监察区，然后有103或105个左右的郡，每个郡又有若干个（小的有七八个，多的有三十几个）县级的行政单位。

汉代的官员有多少呢？汉代的官员，定编，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定编的官员从最低级的左使到中央的丞相，一共是12万人上下。这12万人如何管理，如何让他们晓知皇帝的意志和中央的政令，以及这12万人又如何把国家的政令传递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它如何实现这种管理方式？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公文、文件、文书，一个，由上而下地把中央的政令贯彻下去；再一个，就是由下而上地把地方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把地方上所有的相关事务向中央做出统计的表达。

汉代有所谓的“上计制度”，所谓“上计”就是每年的开始之前，因为西汉初年是以10月为每年的开始，也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地方的郡国要派官员或者是官吏，向中央政府汇报这一年地方的工作情况，这个叫“上计”。除了上计之外，比如说地方的行政案件，要以文书的形式，尤其是像死刑案件，向中央报备。遇到了疑难，不知道该如何判理的案件，要向中央奏谳，由中央批复。所以，通过文书就实现了这种上传、下达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文书是一种信息交换的机制，中国古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文书系统来管理国家。

也就是说从中央（咸阳、长安、洛阳），到地方的州（刺史）、郡（郡守）、县（县令、县长），乃至到普通的乡、亭，这样一个庞大的、有着若干层级的帝国，它一层一层地管理和控制，它依靠的是什么？它依靠的是文书来传递信息、下达管理指令，通过庞大的公文交换系统，联系着帝国的管理命脉。

这个文书传递系统，它依赖于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交通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文字的使用，第三个因素，就是文书的传达和管理的体制。那么我们就来一一分析秦汉帝国这个文书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在《史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秦始皇是非常勤政的。他为了勤政，每天他批的公文要重达120石（这个“石”是一个重量单位）[②]，这就可见这个公文来往是非常的复杂和繁多。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么多的公文是如何传递的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看战国以来的交通系统。可以说战国以来，因为战争的需要，需要调动军队、需要运输补给而修建了各种各样的交通设施。比如说在中原的黄土大道上，大家夯筑、打筑了这种道路；在相对偏远的山区，或者是道路不太方便的地方，人们沿着山谷和峡谷修建了栈道。可以说战国以来，这种道路的修筑，已经成了联系各国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到了秦建国以后，秦刻意地修筑了很多驰道。这个驰道是国家专用的“高速公路”。根据史书记载，秦的驰道有50步宽——这个“步”不是我们今天一步两步这个步子的意思，它这个“步”指的是一种计量的宽度——两边还要种上树。为什么要种树呢？一个是标志道路和一般的农田、和一般的其它设施的界限，最关键的是，国家遇有重大的事故可以直接砍伐驰道两边的树木，作为战略物资，同时叫“隐以木椎”[③]。

这个“木椎”，有的学者把它解读成为一种武器。我想，这个木椎大概就是相当于削尖了的栅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旁边的防护和隔离的设施。为什么要这样呢？秦汉时代规定，驰道的使用是由国家专控的，一般人是不可以使用驰道的。这个驰道可以是皇帝的车马走，也可以是传达中央紧急文书的驿使在走。所以驰道是保证交通高速实现文书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基础。

第三个，在驰道上，它要有管理驿递的一些机关和设施。秦汉时代建立了从中央到郡县普遍驿递的一个机构，我们把它叫做传（zhuàn），有的学者把它读作传（chuán），我们读作传（zhuàn）。汉代的文书传递方式有这样几种形式，一种叫“以驿行”，所谓以驿行就是以驿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机要文书）传播；第二种叫“以邮行”，这个邮就是像发邮件一样，这种民用的传播方式；第三种叫“以亭行”，所谓以亭行，就是一个一个政治单位、政治单元之间相互传递。

汉代的文书传播过程当中，尤其是物质传播和文书传播过程当中，由国家设置了所谓的驿站，这个“驿”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不同的行政区，或者是不同的地理单位之间，它设置这样一个供传播物资、传播文书的这样一个单位。这个驿，它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分等级，根据重要性，根据物资的缓急程度，国家规定，这种驿统称为“传”（“传”就是单人旁一个“专”，就是“传”）。

这种传又分为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四个等级，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普通快车、特快车，然后动车和高铁，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它是速度上的比喻，但是在当时不是这样。当时规定，四个马挂的车，这是高速的传播工具。如果是四个马，这个马的腿比较长，就意味着这马跑得比较快，叫四马高足，称为置传；四马中足，四匹马，腿稍微短一点的，称为驰传，“奔驰”；四马下足，四个马，但是腿比较短，这个马匹比较矮小，这个称为乘传（乘车的乘），这个“传”就是这种交通工具；如果是一匹马、两匹马，它拉的车是比较轻的小车，被称为叫轺传。

不管是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只要动用国家的公共的交通工具来传递文书和物资，都要持有中央或地方专有的印信，被称为叫传信。如果是中央发公文，要由中央的御史大夫（就是副宰相），把公文上面加上御史大夫的印章，用意一个是保密，再一个，标志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各级的驿传都要给予一定的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通过高速的公路系统，公文能够迅速地传播。

公文的传播，还有赖于各级官吏对于文字和文书的掌握，这里面我们就要强调一个新的小问题。您想一想，汉代的人，识字多不多呢？或者普通的汉代民众认不认识字呢？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汉代的基层的老百姓识字率是非常高的。这是如何看到的呢？就是有学者从汉代的简牍文书当中发现，就是一个烽燧——在中国边境上，沿着长城有所谓的烽燧。什么叫烽燧呢？这个所谓的烽燧，就是在长城边上有若干的据点，每隔一定的距离，它设置一个烽火台，我们俗称叫烽火台，在汉代叫烽燧，“烽”就是烽火的烽；“燧”就是火字旁，一个遂心了的“遂”字。这个烽燧，它就是一个戍守长城的一个单位，它相当于一个小队，一个小规模单位，它里面有一个燧长，就是我们讲的主管业务的一个小官，同时，底下有很多的屯卒（就是士兵），这样一个烽燧，就是一个最基层的军事堡垒，一个最基层的军事单位。

一个烽燧居住着一支小的队伍，驻扎下来戍守这样一个小的安全点。这个点上的士兵，基本上都是识字的，因为这些士兵的来源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学者们就普遍判断，汉代的普通民众，识字率是非常高。汉代一般的民众，9到12岁之间，要利用冬天农闲的时候，根据闾里（就是乡里）的一般认字的官吏学习文字。学多久呢？三个冬天。所以汉代的基层官吏，比如说三老[④]，比如说相关的啬夫、有秩[⑤]、里长[⑥]，包括一些在县衙或者是在郡守府服务的小官吏，都是认字的，而且认字的年龄都比较低。

大家知道有一首汉代的乐府诗叫《陌上桑》，《陌上桑》里这样提到罗敷的丈夫，说“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这个15岁的“府小吏”，要认多少字呢？根据汉代的法律规定，试史学童（就是担任书写的学童）要能讽诵，就是要能背诵9000字，这当然这个背诵9000字也就意味着能够书写9000字。这个9000字不是说9000个生僻的汉字，而是说能够背诵9000字的文书，他就可以到县衙里面，或者是到郡守府，去担任一个下级的小官吏，或者是一个书办[⑦]。

汉代民间流传着教一般民众识字的课本，叫《急就篇》。《急就篇》除了教大家认字之外，还包含了一般官僚文书的书写格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汉代的底层老百姓，他也是识字的，因为识字就可以接受国家的管理，同时也可以把民间的情况通过文书制度反馈到上一级。汉代的帝国通过文书规范民间生活，到了东汉时代，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叫“五曹诏书题乡亭壁”。所谓“五曹诏书”，就是由中央的尚书台发布的诏令。普通的老百姓在哪里获知中央的诏令呢？这个诏令会专门抄写、悬挂在乡、或者亭的办公衙署的墙上。所以老百姓就通过乡、亭墙壁上的文书，了解和认识国家法令。

而且汉代规定，这个法令要由乡官一点一点地讲给老百姓听，让老百姓获得解释。在甘肃省悬泉这个地方的一个驿站，出土了一块墙壁，这个墙壁上就书写着西汉末年的《月令诏条》，就是每个月农民要做什么事，《月令诏条》就是写在墙上的、写给老百姓看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一般老百姓的识字率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刻有《四时月令诏条》（源于中国孔子网）

第三个，就是汉代的文书是什么样子？汉代的文书，一般都是以“简牍”的形式实现。所谓的“简”，就是把一根一根的竹片或者是木片，把它编在一起，这个叫做简；所谓的“牍”，就是一个单独的一片木板，叫做牍。简外面要用封套，就是用丝织品把它包起来，打上结。在这个结上挂上封泥，把它封印起来；而这个牍，外面要有一个像信封一样的一个函套，叫检署，把检署卡在牍上，用绳把它扎起来，绳打结的地方用封泥把它贴起来，在上面盖上印章以示保密。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密文书。

汉代简牍（源于“每日甘肃”网）

而汉代还有一种叫做一边传播一边宣讲的文书，叫做“觚”，又叫做“露布”。这种“觚”，它是一个六棱体的一个木牍、一个木棍，把它削成六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写上文书的内容，然后负责传递文书的人拿在手上，一边传播，一边奔跑。这个时候，他嘴里喊，或者是每到一处，由所在官员抄写。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宣传国家政令的一个过程。在今天甘肃就出土了一个画像砖，砖上有一个驿使图，这个驿使就是一个人骑着马，手里拿着这样一个觚传递文书的形象。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驿使图画像砖

而文书的传递，根据出土的文献可以看到，要在落款上写明这个文书是由谁主发（就谁起草）或者是内容。同时，这个文书要在什么时间内到达什么地点，它有传播的时间限制。所以，因为这种文书制度，使得汉代国家管理井井有条。汉代每个老百姓还有所谓的户板，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户口本。每年8月份，由官员到县、乡去核查老百姓的户口，9月份由县向郡汇报这一年这个郡、这个乡、县它的人口的增长或者是减少相关情况。然后，由郡向中央上计（就是把一年的统计报表报到中央），也就是通过这种文书，实现了国家对于广大地域上100多个郡国的管理。可以说，不但官员熟悉文书，就是民间的老百姓也非常熟悉文书，这种文书对于民间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后来的道教——道教萌芽于东汉末年，而道教的很多用语其实就来自于汉代的文书。比如说大家知道的道教里面最后一些咒语会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三句话就是我们讲的汉代文书一般结尾的格套。“太上老君”是这个文书颁发的人，“急急”是表示这个文书它传递的速度，汉代的文书有“急”、有“急急”标志这个文书的不同等级，“如律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文书所描绘的内容，其它文书没有描绘的按照律令来执行。所以我们知道，道教的这个用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其实是汉代文书结尾的一个常规格套。

不仅如此，在民间的生活当中，人们也会用官文书的形式来描绘民间生活，甚至形成民间的一些风俗。我举个例子，从汉代到明清时代，中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封建迷信的文书，一般叫做买地券、镇墓券或者叫做买地莂。它是刻在砖头上，或者刻在铅板上，有的是书写在木牍上，是和人下葬的时候一起埋驻地中，是告诉地下的这些鬼神，这块葬地已经有主了，有主了呢，你们就不要来侵犯。这个买地券很多时候就是汉代文书的一种迷信的翻版。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出土的文献当中，有一个孙成的买地券。他是东汉的建宁四年过世之后，他安放在墓里的一张券。这张买地券中就说，“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这是告诉大家他买下来这个墓地，四邻各是谁家的；“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就是这个买地券当中所标明的地理位置里面的填土，所出生的任何物质都归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就是他买的这块地里面，如果还有其他的死人，男的就是孙成的奴隶，女的就是孙成的奴婢，都归他驱使；旁边还列了樊永、张义、孙龙等人作为他的见证人。

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孙成买地券》拓本

这样一张买地券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汉代的一个买地文书一样的。其实是不是啊？根本就不是。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买地文书，给死者带走，好像告诉死者，这个墓地你就永远拥有了。这是汉代的官文书在民间生活，乃至丧葬用品当中的一种翻版。

可以说，文书管理是汉代国家管理的一种普遍形式，这种信息的交流，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实现了国家意志对于民间的管控、民间的信息向中央的汇报，通过信息传递，通过驿站和驰道传播信息。所以说，古代中国这么庞大的幅员，这么辽阔的疆土，就是靠着这种形式把它管理了起来。我们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秦汉帝国是靠什么维系的呢？可以说它是靠文书来维系，也可以说，秦汉帝国就是靠着“快递”在维系着这么庞大的疆土。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的家乡有哪些古老的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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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致是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州和194年分的雍州。

[②]“石”作为计量单位，读本音（shí）较多，也可读作（dàn）。

[③]“隐”即“筑”的意思。

[④]主要有县三老和乡三老，乡三老类似于乡长，主要负责当地的教化和税收，是当地的“精神领袖”。刘邦是县三老的创始人。

[⑤]三老、啬夫、有秩、游徼、乡佐都是汉代乡官的名称，是汉代农村和中央政府直接沟通的重要桥梁。

[⑥]又称“里正”，即“里”的行政长官。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一里大约有80-100户人家。

[⑦]即管办文书的属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