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1.5 姚大力 | “华夏”为何诞生于北部中国？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尊敬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名家开讲·中国历史大变局》。

到上一节课为止，我已经交代过我们的先人自南向北塑造“中国”的那个长达数万年的最初阶段。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文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从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当然就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与影响，塑造中国的时空进程，于是改变了它的方向和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它的结束可以定在十三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前后一共经历三千二百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段来讲。

前一段从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500年代。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九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诸位的诸。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华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

在“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将近800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势能，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逐步加快。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立国根本，对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段，从310年代持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东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九百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辽阔的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小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年代到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从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扭回到“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

“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过这个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大概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再往前推，虽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以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

“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诸夏”与“诸华”的名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同于“诸位”的“诸”，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复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出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中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上百成千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者“华”。自从秦统一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的名称才开始流行。

“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从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盘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i]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汉文献总是宣称，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军事的时长变迁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战国之交，华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间的分布格局。

《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一句话曰：“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词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都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成书于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的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识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再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分布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那就要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别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我们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汉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因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这一点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请各位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收听我们的下一堂课。

这节课的题目是：你怎样理解“夷狄”和“华夏”？欢迎在音频下方的评论区积极参与回答和互动。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即Owen Lattimore（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