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从日本新年号看汉字对日本的影响

2019年4月1日上午，在人们的期盼和猜测中，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宣布了年号为“平成”的天皇退位之后，5月1日继位的天皇年号为“令和”。并说明，其出典源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歌集《万叶集》。接着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对此详加解说。安倍表示，新年号之所以选自《万叶集》中的词语，是因为“《万叶集》是一部象征着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国书”。

日本新的天皇年号是“令和”

日本对于年号的选定，非常郑重其事。据当天《朝日新闻》的报道，1日上午九点，菅义伟首先听取了内阁法制局局长的说明，然后从各种候选案中选定了数种，在九点半的时候，向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等九名社会有识之士组成的“年号（日文汉字为元号）恳谈会”成员出示，对年号的出典和意思进行了解说，并听取大家的意见。此后，再前往参众两院的公邸，听取参众两院正副议长的意见。然后再召开内阁大臣会议，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了颁布新年号的政令，这一政令在天皇的署名盖章之后，向各界公布。在绝大部分场合，日本人做事都非常讲究程序和仪式，使它赋予了一层庄严的意味。

对于新年号的颁布，不仅日本朝野都十分重视，也引起了一洋之隔的邻邦中国人的关注。中国自汉代开始一直至民国成立，也一直使用年号，1912年以后以民国记年，1949年以后就改用公元了，因此大家对年号并不陌生。日本启用年号，最初自然也是仿效中国，最早是在公元645年，年号为大化，至今已经使用了248次，能查明出典的，都是源于中国的古典，唯有这次的“令和”，安倍晋三首相特别强调是出于日本的“国书”。

远的不说，我们就说近代以后的吧，“明治”来自于《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取之于《易经》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来源于《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则取之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那么，为何这一次不再考虑中国的古典了呢？《朝日新闻》的报道评论说：是因为构成了安倍政权支持基础的保守派人士，期待新年号不再依据中国的典籍，而选用日本的“国书”，因而有了今天公布的结果。

其实，这样的说法多少也有点似是而非。我们要知道，日本列岛上居住的居民，或者说后来形成的大和民族，原本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大概在中国的战国末年和秦汉之交时期，传来了农耕文明和金属文明，汉字虽然也有传入，但当时的居民似乎还无法充分消化吸收，后来又多次有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的移民进入列岛，便逐渐将中国的古典和汉字文化在列岛上传开。现存日本最早的书籍《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都是用汉字汉文撰写的，《古事记》因包含了较多列岛上古时代的传说和神话，行文稍稍有些怪异，读起来有些费力外，《日本书纪》等则是颇为流畅的古汉语，有古汉语修养的中国人几乎都可无障碍地阅读。

用汉字写成的《日本书纪》

7世纪到9世纪初，是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时代，大约在751年诞生了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五言诗居多，后来在9世纪初又诞生了两部受天皇之命编撰的汉诗集《凌云集》（814年）和《经国集》（827年），后者还包含了部分的赋、序、策等。

与此同时，列岛本民族的“歌”的形式也渐渐成熟起来，人们觉得仅仅使用汉诗的形式还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怀，于是渐渐产生了有汉字词语和本民族语言交杂在一起的“和歌”，汉字除了表意，还起了表音的作用，即一部分汉字用日语的发音读出来，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万叶假名”，即字还是汉字，但只是当作表音符号。

大约在10世纪左右，逐渐诞生了从汉字的草书中衍生出来的平假名和汉字的楷书偏旁衍生出来的片假名，可以自由地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再与中国大陆传来的汉字词语以日语的构造法混合起来，形成了后来的日语，大约在10世纪初，诞生了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以后又有各种主要用假名书写的文学作品问世。为什么叫假名？因为有真名，真名就是汉字。

《万叶集》

由此可知，《万叶集》还是一部完全用汉字撰写的歌集，这次用作年号的原文，是梅花歌三十二首部分的序文，可以说完全是汉文，相关的是这么几句：“天平二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新年号的“令和”，主要就是来源于“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两句。

有人指出，其实，这两句是对汉代张衡《归田赋》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改写，从张衡的语句中也可提炼出“令和”两个字。这里就不咬文嚼字了。但至少，要把《万叶集》归类为纯粹的“国书”，其实也是有些勉强的，第一它完全由汉字组成，第二选用的序文，是一篇纯粹的汉文。当然，《万叶集》完全出自日本人之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部“国书”，它与之前的年号直接选自中国的古典，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其间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联，却不是那么轻易割断的。